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数字经济先锋号”，作者/王晶、徐玉冰。
随着冬季的脚步日益临近，雾霾又开始悄然弥漫在我们的生活中。雾霾，这个看似熟悉却又不容忽视的问题，已经成为了许多城市居民心头的隐忧。它是由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颗粒物等污染物组成的气溶胶系统，其产生与特定的气候条件和人类活动息息相关。如今，中国正面临着雾霾污染持续时间长、发生频率高、影响范围广和治理难度大等严峻挑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基本消除城市黑臭水体，加强土壤污染源头防控，提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推进城乡人居环境整治。”这彰显了中国实现“双碳”目标，体现大国担当，坚持可持续性包容性发展的决心。
数字贸易是一种以数字服务为核心、数字交汇为主要特征的新贸易模式，是数字经济时代对传统贸易的延伸。联合国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通过数字形式交付的服务出口规模增至3.17万亿美元，占全球服务贸易出口的比重达63.5%，数字贸易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主导地位正逐步显现。
伴随着数字贸易的高速发展，数字贸易的环境效应也逐渐引起各国学者的关注。一方面，与传统货物贸易相比，数字贸易对象本身的环境影响要低得多；另一方面，雾霾治理、低碳环保等一系列绿色环境技术的全球推广与实践也要依赖于数字贸易的发展。那么，数字贸易是否可以为各国雾霾治理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本文系统考察了数字贸易发展对雾霾污染的影响，从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提升的角度深入探究了数字贸易对雾霾污染治理的作用渠道，为中国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和经验借鉴。另外，还从雾霾污染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贸易方向三个方面考察数字贸易对雾霾污染治理的异质性效应，有助于深化对数字贸易与雾霾污染治理内在关系的认识。
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贸易与雾霾污染
首先，数字贸易的发展推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的加速整合优化，促进产业创新，提升效率和技术含量，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新兴低碳绿色制造业和环境友好型服务业将获得快速发展。其次，数字贸易与传统产业融合，一方面改善传统要素质量，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催生新的生产模式和新业态，促进产业结构绿色化发展，降低雾霾污染。
最后从需求的角度上看，数字贸易的发展通过需求创新改变市场需求结构，扩大绿色产品需求，为新兴绿色制造业和服务业提供广阔市场，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级化转变，实现产业结构绿色化发展，减少雾霾污染。
因此，提出假设1：数字贸易发展可以直接降低雾霾污染。
二、人力资本的中介效应
人力资本提升主要通过学习、培训、教育等知识扩散与外溢途径获得，通常采用技术能力、管理水平、知识存量等形式来衡量。数字贸易的发展能够将不同国家创新研发的绿色低碳技术及相关服务，通过进出口在不同的国家之间进行扩散，高技能人力资本通过数字化的学习方式能够很快地掌握和运用这种技术，更进一步通过高技能人才在不同地区、行业和企业之间流动进行资源共享，促进这些绿色新技术的推广，从而降低雾霾污染水平。
因此提出假设2：人力资本在数字贸易发展降低雾霾污染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三、环境技术创新的调节效应
数字贸易中绿色技术创新对雾霾治理的影响主要取决于贸易参与国的环境技术创新能力。绿色金融、知识产权和保险等产品的贸易可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资源流向绿色生产部门，提高资源使用效率，降低雾霾污染。环境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的协同作用也能降低环境污染。
因此，提出以下假设：假设3：数字贸易发展对雾霾污染的降低受贸易参与国环境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假设4：环境技术创新对人力资本促进雾霾降低的中介作用越高，贸易参与国的环境技术创新能力越强时，人力资本对降低雾霾污染的作用越大。
模型建构与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雾霾污染。选择各国年均室外和环境𝑃𝑀2.5平均人群暴露量（单位：微克/每立方米）来表征雾霾污染程度。
2.核心解释变量：数字贸易发展（dig）。采用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数字交付服务贸易的进出口总额来衡量样本国家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包括保险和养老金服务、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其他商业服务及视听和相关服务。
3.中介变量：人力资本（hc）。采用佩恩表中的人力资本指数来进行衡量。
4.调节变量（te）：环境技术创新。采用一国环境相关专利占全部专利的比重来衡量样本国家的环境技术创新水平。
5.控制变量：除了数字贸易以外，影响雾霾污染的其他因素也很多。借鉴已有研究，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如下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能源消耗、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固定资产头图、金融发展水平等。
6.数据来源：选取了包括中国、德国、美国、墨西哥、巴西、伊拉克等82个国家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来进行实证分析。雾霾污染与环境技术创新数据来自OECD数据库，数字贸易数据来自UNCTAD数据库，人力资本指数数据来自佩恩表，其他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研究者使用了逐步回归的方法，先单独考察数字贸易和雾霾污染之间的关系，然后逐步加入其他控制变量，比如经济发展水平、能源使用、人口数量等等，来看这些控制变量是否会影响数字贸易和雾霾污染的关系。
结果显示，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数字贸易与雾霾污染呈负相关，也就是说数字贸易发展越高，雾霾污染就越低。而在加入其他控制变量之后，数字贸易依然与雾霾污染呈负相关，证明数字贸易发展可以显著降低雾霾污染。
此外，研究还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雾霾污染成负向关系，能源使用与雾霾污染显著正相关，产业结构升级可以显著降低雾霾污染，人口数量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显著为负，固定资本投入与雾霾污染显著正相关，金融发展水平系数估计结果显著为正，即金融市场的发展再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污染的加剧。
二、异质性分析
不同的经济体在经济发展、雾霾污染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这些差异可能影响数字贸易对雾霾污染的作用。为了验证这种异质性，我们从雾霾污染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和贸易方向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结果如表5和表6所示。
表5中，我们按雾霾污染程度分组，发现数字贸易在雾霾污染轻的经济体中具有显著的降低作用，但在雾霾污染重的经济体中作用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雾霾污染轻的国家多为已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数字贸易发展水平高；而雾霾污染重的国家正处在加快工业化的阶段，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贸易发展水平低，尚未享受到数字贸易降低雾霾污染的益处。
我们还按经济发展水平将样本分为两组，发现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中，数字贸易对雾霾污染有显著的降低作用；而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中，数字贸易对雾霾污染的作用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在数字经济发展上更优秀，数字贸易规模大，通过技术创新与扩散效应，先进的数字技术作用于产业升级与创新，使要素禀赋更倾向于投入技术含量高、污染程度低的产业，从而显著降低雾霾污染。
此外，我们还考察了数字贸易的出口与进口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差异。结果如表6显示，无论是数字贸易出口还是进口，都会降低一个国家的雾霾污染水平。对于数字贸易出口国来说，为保持竞争优势，需要不断提高技术创新水平，这些技术的应用提高了本国产品的科技含量与绿色水平，从而降低雾霾污染。对于数字贸易进口国来说，数字贸易进口带动了数字技术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扩散和应用，提高了数字经济的发展与产业的升级，减少了污染排放，从而降低了雾霾污染。
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采用82个国家近十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贸易发展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贸易发展显著降低了雾霾污染。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贸易对雾霾污染小的经济体的污染降低作用显著，但在雾霾污染大的经济体并不显著。
此外，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中，数字贸易对雾霾污染有显著的降低作用；而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数字贸易对雾霾污染的作用不显著。数字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均显著降低了雾霾污染。中介效应模型结果显示，数字贸易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降低了雾霾污染。环境技术创新水平越高的国家，数字贸易降低雾霾污染的作用越强。同时，环境技术创新水平增强了数字贸易通过人力资本降低雾霾污染的中介效应。
为推动中国数字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应采取以下对策建议：
首先，应积极参与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争取通过参与数字贸易协定与协议，不断降低数字贸易壁垒，扩大数字贸易规模。中国应加强与贸易伙伴的沟通，主动在FTA谈判中制定符合自身利益的条款，尽可能有效约束他国国内管制措施，消除中国数字企业面临的数字壁垒。
其次，数字贸易以创新和高科技为驱动力，其特性在于高知识、高技术和高创新。因此，核心技术的创新能力是提升数字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关键。数字贸易企业在创新过程中扮演多重角色，掌握互联网核心关键技术，有效控制成本，同时关注全球多样化、个性化需求，将其反映到研发活动中，丰富和拓展中国数字贸易的内容和范围，这对增强企业应对国际贸易壁垒、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鉴于数字服务贸易人才需求的紧缺型与知识密集型的特征，政府应当积极引导，整合政府、企业和高校三方资源，真正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为数字服务贸易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建设营造良好环境，打造以高等教育为主，职业教育为辅，继续教育进行补充的多层次教育体系，为中国发展数字服务贸易提供充足后备军。
因篇幅限制，本文有部分删减。
内容来源：王晶，徐玉冰．数字贸易发展会降低雾霾污染吗？——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OL]．价格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