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人民邮电报”，作者/方正梁，编辑：郭傲婵，监制：王保平。
健康码曾在疫情初期对于防止病毒扩散蔓延起到重大作用。但随着防疫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健康码正在退出历史舞台。
12月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在此前优化措施二十条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了“新十条”。明确除特殊场所外，不要求提供核酸阴性证明和查验健康码。
疫情三年来，健康码作为数字技术的重要发明，在个人出行、企业复工复产、风险区域划分、流行病学调查等领域曾占据重要角色。新形势下，健康码不再作为民众是否健康的唯一凭证，正在淡出人们的日常生活。
但是，存放在健康码后台的大量个人信息该如何处理，成了社会关注的热点。《人民邮电》报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相关领域的专家，他们认为，健康码数据应在防疫目的终止后彻底删除，或做匿名化处理。
健康码具有历史特殊性
“新十条”发布几天内，交通运输部、文旅部等多部门亦明确，在交通运输、文化旅游等场所不再查验核酸、健康码和“落地检”等。截至发稿前，全国已有多省市明确除特殊场合外，不要求提供核酸阴性证明和查验健康码。
作为疫情防控的重要工具之一，近三年来，健康码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频率相当高。此前数据显示，我国已有近9亿人申领“健康码”，使用次数超600亿次。
“在疫情防控初期，推出健康码，既提供了快速控制传染源、减少感染病例数量的可能性，又使人们能够以知情、安全和对社会负责的方式继续日常生活。发明和使用健康码，就是利用数据驱动技术使公共卫生防控措施更快速有效，在伦理学上可以得到辩护。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传染病暴发期间公共卫生机构为了疫情防控目的可以收集相关个人信息，健康码有法理依据。这些观点我在多个国际会议和专题研讨会上强调过。”华中科技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雷瑞鹏教授对《人民邮电》报记者表示。
“在疫病大流行中，每个人可能既是感染疾病的受害者，又可能是传播疾病的载体。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规范性的主张，公共卫生危机中个人自由和公共健康两种价值必须加以动态权衡，即每个人既应该得到保护，也应该保护他人，包括向防疫机构提供健康情况和其他相关个人信息。”雷瑞鹏解释。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在疫情精准防控期间，健康码起到了关键的支撑作用。
比如，其作为数字技术的“优等生”，它有效避免了人员直接接触、纸质登记繁琐、信息重复填写等麻烦。搭配场所码的使用，能够快速高效地反映使用者的涉疫风险，帮助决策者在短时间内锁定疫情源头，控制传播范围，尽可能少地影响多数人的正常生产生活。健康码的运用对人员流动、复工复产、复学复市，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随着我们对病毒认识的深入，疫情防控的重点也在发生转变。以前的重点在‘防’，现在是‘治’。”在第一个阶段推出健康码是非常必要的，转入第二个阶段，特别是新冠作为乙类传染病回归乙类管理后，健康码的作用也应该随之发生变化并逐步停用。目前阶段健康码可以用于特殊室内聚集场合，以及对脆弱人群（老年人和未成年人）和重点人群（提供医疗和公共服务的人群）的防护。雷瑞鹏认为，“防控逐步放开和疫情常态化后，健康码的作用相比原来就大大降低了”。
健康码数据存在风险
“健康码在使用过程中，也存在有过度收集个人信息的问题，超出健康码防疫本身功能之必要。”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游云庭告诉《人民邮电》报记者。
健康码作为精准防疫的重要数字工具载体，疫情期间作为公民日常出行必备的通行证，实际上汇聚了大量敏感个人信息。各地健康码管理平台会从各地社区、卫生机构、通信、交通运输等部门间接获取个人信息，以实现行程追踪、精准防控的目的。游云庭认为，“一旦使用不当，可能泄露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行踪、个人敏感信息”。
今年6月，中部某城市将防疫健康码用作其他非防疫目的，出现乱赋码、随意赋码的行为，为防疫大局和个人都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危害，也将公众长久担心的问题暴露出来。随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表示，严格健康码的功能定位，不得擅自扩大应用范围，绝不允许因疫情防控之外的因素对群众进行健康码赋码变码。
此前，人民智库的一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仅有37.6%的被调查用户认为“健康码”应该拓展使用场景。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大学谢新洲教授团队此前的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将健康码数据存放在第三方平台，当存放在政府机构时，民众使用健康码的意愿更高。研究者认为这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离不开，但研究者也认为，对于广大用户而言，到底是谁拥有健康码数据，以及其背后是如何处理的，这些问题仍然是含糊不清的。
近日有媒体也对此观点进行了补充，他们在调研时发现，健康码在实际运维中，层层外包情况较为普遍。数据管理部门主管，底层数据库系统及高并发数据服务，制码服务、云计算等可能委托不同企业来完成。
“对于普通公民而言，对于健康码上存储的个人信息拥有知情权”。南京邮电大学数字经济战略与法治研究中心主任王春晖告诉《人民邮电》报记者。他认为公民有权要求信息存储部门反馈个人数据保存的质量，如：完整性和安全性。
游云庭认为，一些健康码应用未告知用户健康码相关信息的存储期限，对其中的敏感个人信息如何严格保护和存储也并不明确。此外，储存安全措施目前不足，各个环节尚未达到“等级保护”的要求，任何环节的疏漏都可能造成个人信息的泄露。
个人数据要应删尽删
2020年初，工信部、国家网信办等多部门联合出台文件指出，为疫情防控、疾病防治收集的个人信息，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健康码运转的背后是海量个人信息的汇集、共享并利用算法进行自动化决策”。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网安中心测评实验室副主任何延哲告诉《人民邮电》报记者。
“显然，健康码的运行需要遵循《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健康码运营者具有履行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安全的法定义务”。
此前，有部分省市曾把健康码与其他政务大数据融合，拓展了更多应用场景，如电子健康卡、电子社保卡、税务、交通、商贸旅游等领域。采访中，多位专家表示不建议这样的做法。
“健康码的个人信息，在疫情防控目的解除后，应当主动删除健康码的个人信息或者作匿名化处理”。游云庭表示。“若是要变更健康码使用的目的，应当再次征得用户同意的方式进行处理或者具备其他合法性基础，再继续保留以用作新目的。”
何延哲也表示，健康码数据包含多领域敏感个人信息，必须在用户自主单独同意后才能变更使用目的。否则，在防疫目的解除后必须删除或作匿名化处理。他认为，删除个人信息在技术上并不复杂，按照现有的国家标准《个人信息安全规范》（GB/T 35273）操作即可。匿名化处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信息”。
据媒体报道，2020年6月，北京市经信局副局长潘峰表示，北京健康宝所有完整信息仅保存于北京市政务云，且仅用于防疫追溯相关工作。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北京健康宝仍为独立运营，暂未与其他公共服务平台的个人数据相关联。
雷瑞鹏认为，健康码数据用于防疫之外的目的不能得到伦理辩护。“这部分数据从法律归属上仅能用于防疫目的，在疫情常态化后，根据《民法典》《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关于个人信息删除权的法律规定，健康码收集的个人信息和数据就应该全部删除”。
“不论数据存放在什么地方，总是离不开云端，而且存储就会产生成本。健康码数据作为特殊时期的一个‘应急产品’，即便是匿名化处理后，仍可能被部分机构用于其他目的或牟利。这种（情况）从法理和伦理层面都无法得到辩护。”雷瑞鹏告诉记者。
待健康码下线后，王春晖认为，其运营部门有义务公开数据的流向，并接受国家有关部门和社会的监督。对于非正规途径进行收集个人信息的要求，公民有权拒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