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经济观察报观察家，作者/ 董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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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智能化是下一场工业革命的主旋律之一，将催生数字经济最重要的一部分，对全球产业布局、各国经济和政治实力及社会结构都将产生极大的影响。
超级计算、人工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物联网等是供应链智能化的关键技术，而芯片是支撑所有智能技术的基石。因此，芯片及相关领域成为中国和美国这两个目前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科技和产业链竞争聚焦点。供应链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关键力量和特征是什么？中国和美国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重构全球智能供应链？两国在各自转型升级的路上将遇到什么机会、陷阱与冲击？这是本文拟讨论的主要问题。
全球供应链格局的形成
目前的全球化格局是二战后逐渐形成的。相对和平的世界大环境，让人们把重点转向追求安逸的生活和循规蹈矩的致富之路。
美国制造业的全球外包浪潮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很多大公司采用垂直整合模式，也就是从零部件到最后产品都尽量自己做，或者就近在本国采购零部件和服务。那时，制造业雇佣人数很多，计算机还没有进入工厂，互联网还未问世，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只是学术界研究的课题、其应用遥遥无期，不存在工厂智能化的技术基础。同时，环保运动开始兴起，工人工资稳步增长，这些因素造成了美国制造业成本快速上涨。
于是，美国追求利润的资本家首先让污染较严重的原材料生产（钢铁、化工等）离开本土，然后企业进一步细分产生环节，把部分非关键环节外包给不同国家（主要是亚洲）的众多企业。欧洲企业后来也参与到这个“外包”的浪潮中。
欧美等发达地区的企业主要把握市场营销和创新功能，逐渐远离产业上游的原材料采炼和加工环节，但大部分制造所用的生产机器和关键零部件仍然由发达国家控制、其相关技术的更新换代也在发达国家完成。就这样，发达国家的资本家们不仅在海外找到了廉价的劳动力，也发现了巨大的新兴市场。于是，他们开始了一场投资构建全球供应链的豪赌。
具有较大人口规模和对环保要求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张开双臂迎接西方资本家送来的这份礼物，纷纷出台吸引外资的政策，力争这些外包的产业功能落地本国。发展中国家往往首先购买发达国家的机器，配以本土较便宜的劳动力，提供原材料并从事较低端的零部件生产和产品组装，以获得全球产业链的一席之地，然后再一步步提升自己的技术实力，谋求产业升级。制造业大分工和全球外包活动也推动了全球物流产业的蓬勃发展，航运、空运和陆运都各显神通。
日本最早承接欧美产业外包，其产业在这个过程中升级，便把部分制造工厂移到了“四小龙地区”（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这些地区把握经济活动的华人很多，他们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内地设立工厂，启动了中国内地工业与世界接轨的历程。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渐入佳境，欧美公司开始直接在中国内地投资建厂。那时中国劳工人数庞大、质优而价廉，土地便宜，中国政府也非常重视发展经济，再加上其巨大的市场，让世界各地的资本家赚了不少钱，中国也获得了产业发展的资金、先进技术、管理能力及发达国家的市场。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制造业的发展更为迅猛，逐渐成为“世界工厂”，目前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的近30%。
这一轮全球化过程持续了六十余年才得以让全球供应链大成，成为今天世界秩序的骨架。
全球产业链调整和逆转的因素
虽然二战后的全球化浪潮让很多人受益，但也有很多负面影响，反全球化的力量一直如影随形。最近十余年，这些力量在增加和聚集。
后进国家成为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之后，其本土技术和管理能力迅速成长，同时劳动力、环保、土地等资源要素的成本也快速上升。因此，低端制造业向成本更低的地方转移是全球产业链的正常调整和深化过程。2010年后，中国部分低端产业开始外移到印度、越南和其他东南亚地区。但基于独特的关系文化，中国部分地区构建了庞大而分工严密、高效而又不失灵活的供应网络，如深圳华强北、浙江义乌等地，方圆数十里密密麻麻地布满了由很多彼此独立而互补的中小企业所构成的产业集群，其效率和弹性优势部分抵消了各类成本的上升。另外，围绕外企为龙头的一些产业（如智能手机），中国本土企业逐渐形成了性价比较好、技术门槛较高的供应链集群，要在其他国家重建这个集群并不容易。这些因素让较复杂产业从中国外移的速度小于很多人的预测。
后进国家形成了一定的制造能力后，不可避免地要提升自己的技术能力，以获取更多利润。他们会逐渐挤入高级零部件市场，部分企业也会从产品组装者进化为产业链领导者。进入生产机器和检测装备等先进装备行业，也是后进国家产业升级的重要目标。这些举动自然会分食发达国家厂商的利益，这成为他们重组供应链的重要动力。
而在发达国家，虽然资本家们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利颇丰，但由于本国的制造业空心化，使得很多产业工人成为受害者。这些人成为本国内部反对制造业外包、推动制造业回归的重要政治力量。制造业空心化的国家，其技术创新能力也会部分下降，如新材料研发和资源探索的动力减弱、新产品试错速度减慢、制造业人才也逐渐凋零。这种状况让发达国家的部分精英高度焦虑。
中国是过去几十年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其经济和技术实力在这个过程中迅速增加，形成了所谓“东升西降”趋势。很多人原以为经贸交流增加会让大家更为接近，但结果却渐行渐远。近几年，中国及欧美政府和社会精英都在反思过去几十年的接触政策，彼此警惕和敌意增加，调整策略也就变得格外急切。目前，调整科技政策和供应链成为美国政府的重点。
2020年初以来，全球疫情大流行及地缘政治冲突，让高效的全球供应链显现出脆弱性，其运转成本也迅速增加，让原本较简单的经济问题上升为供应链安全、甚至国家安全问题，这给全球供应链大调整提供了额外的动力和紧迫感。
与此同时，过去几十年，人工智能、机器人、计算机、移动通信、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也在突飞猛进，很多几十年前做不到的自动化设想现在可能做到了，无人工厂、无人驾驶物流也成为可能。因此，资本除了在全球继续追逐便宜的劳动力，还可以与新技术结盟，重新塑造崭新的“智能供应链”。
在政治、经济和科技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全球供应链的重组和升级正在波澜壮阔地开展，它可能的终极景象是什么呢？
“地球村”变“盟友洲”
上一轮全球化形成了“地球村”，资本是主要推手。然而现在政治、资本和技术等多种力量正在撕裂这个“村”，驱动着全球供应链分裂为不同的“盟友洲”。
所谓“盟友洲”是一些区域性或跨区域盟友形成的供应链生态圈，“洲”中包括智能工厂、智能物流及配套功能。在同一个“盟友洲”中，价值观、法律法规、技术标准近似，产业的所有环节和功能都包括在其中，各部分密切互动。而“洲”与“洲”之间信任较差、政治体制和技术体系差别较大，关联和制约都可最小化。有些国家和地区会参与多个不同的“盟友洲”，让自己利益最大化。
基于最新的智能技术，人们将重新设计生产制造工艺和运输过程，产业链中的环节和工厂数量可能显著减少。产业领头企业的总装厂可布局在多个主要市场附近，一个“盟友洲”供应链企业彼此密切配合，以兼顾效率、韧性和成本，减少单点故障风险，较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和供应链安全。
智能供应链是资本、技术和人才密集资产。未来人口红利将消失，工厂基本上全自动，工厂规模也可小型化，供货较小区域和客户群。智能物流是高度灵活的，并会加大无人驾驶。目前富士康式的供给全球市场、聚集几十万工人的超大产能巨无霸制造厂区具有单点脆弱性，未来不必如此布局。
智能供应链最核心的技术基石，即半导体芯片。芯片也是智能化军事产业、消费电子产业、现代管理和服务等很多领域的基石。目前，美国执世界半导体产业牛耳，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也各自手握芯片产业重器，中国大陆在步步紧逼。中国政府出台了大量政策并投入了巨资发展芯片以及相关智能技术，其《中国制造2025》国家行动纲领以及五年计划等纲领性文件，均旨在全面进行产业数字化升级，让中国从制造大国转化为制造强国。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把中国当成了战略竞争对手，目前中美技术竞争聚焦点是芯片。美国出台的相关政策一方面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技术和产业实力、并有选择地照顾盟友。2022年美国出台了多部法律，如《美国竞争法》和《芯片与科学法》，将投入约800亿美元为半导体公司减税、并资助美国和其盟友的半导体厂商在美国建厂等事项，另外在未来5年投入近2000亿美元到科技研发之中，以增强美国在人工智能、超级计算、物联网、新能源、智能制造和物流等领域的领先地位。
另一方面，美国拟推动与中国技术脱钩，阻碍相关技术流入中国，同时重构产业链生态、以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甚至把中国排除在部分产业的供应链之外。如美国出台了一系列行政法规，管制先进半导体设备、器件、软件等出口中国，限制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投资，还限制美国人为中国半导体企业服务，以此减少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半导体产业赋能。
以美国为首的“盟友洲”首选本土布局，其次布局于北美临近国家（加拿大、墨西哥），再次布局于欧洲、澳洲和亚洲信任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越南、印度等）。中美之间经贸“压仓石”减轻，“友谊的小船”经受风浪的能力也减弱了。
中国也并非在被动地应对“技术脱钩”局面，而是很早就布局自己的关键技术和供应链了。从原材料供给、关键技术研发到运输能力和线路建设都进行了很多投资，并形成了庞大的全球体系。以中国为首的“盟友洲”，如果成员只是部分发展中国家，其人口规模不小，但资金总量较小、市场规模和质量都较次，难以维持一个庞大的供应链体系的高质量运转，也难以支撑中国科技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把足够多的发达国家纳入其“盟友洲”是必要的。
智能供应链带来的机会与挑战
这场全球供应链的智能化升级和重整浪潮，将深刻改变世界各地技术研发、产品和零部件制造，以及物流、人流和资金流的形态，带来许多地区的经济消长和政治格局改变。新一代智能制造不会再居“微笑曲线”底部，而是将回归其高附加值地位。“盟友洲”正在大国竞争中形成，其对世界的冲击不亚于上一轮“工业革命”。
对于科技较先进而人力成本昂贵的发达国家，可利用这场浪潮优化产业和供应链。例如，美国可用最新的智能技术更广泛地把握制造和物流技术的制高点，成为新一轮技术品的领先创造者和供应者，并在重构供应链过程中更好地兼顾供应链韧性和国家安全、生产成本和效率等多重因素。制造业回归本土也有助于“创新-制造-市场”这个循环健康运行，让本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更为可持续，同时增加本土总雇佣规模和人均产出。
然而，美国等发达国家未必能快速实现其重构全球供应链的理想目标。这个过程投资巨大、也需要大量人才。美国金融界是否有足够的耐心和远见支持这个过程存疑，美国民意和政策对此支持的可持续性也有待考验，因为其结果很可能让部分产品成本上升、国际市场缩小，导致部分人利益受损，反对声音一定会紧密伴随。西方各发达国家的政治体系、科技水平、文化和意识形态比较接近，供应链智能化是他们共同的追求，他们以美国为首结成“盟友洲”顺理成章。但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利益诉求，有些国家一定会多方押注。
目前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是连接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市场与资源供应地区的重要枢纽，可利用这个机会实现跨越式发展。就智能制造和物流等相关新技术，基本处在在同一起跑线的中国有机会在这个过程中弥补自己的技术短板，发明大量新机器，参与一场真正的“工业革命”，显著提升制造和物流领域的效率和灵活性。考虑到中国人口较快老化的趋势，供应链智能化可以弥补逐渐减少的劳动力。
但供应链智能化对中国是双刃剑，中国不得不在此过程中收缩传统制造产能和物流规模。再加上部分制造业回归发达国家、部分制造业移到其他国家，将导致中国出口额减少，甚至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在国内外多种因素的冲击下，就业可能受明显影响。因此，政府须格外小心地平衡技术进步、劳动力规模、国际竞争等多重因素带来的冲击与社会的承受力。
另外，如果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体系脱钩，会影响中国的技术进步，也会影响其国内外市场总规模。供应链智能化升级需要大量资金，上策是用来自市场的收入源源不断地资助技术开发以形成正反馈循环。如果主要靠税收来养这个过程，不仅是纳税人不可承受之重，也让资本利用效率低下。因此，由中国主导的“盟友洲”中有多大比例的优质盟友非常关键。中国有规模巨大的国内市场，如果秉持开放、公平贸易的原则，是可以吸引到优质经贸伙伴的。
从全球来看，这场供应链升级和重构至少需要二十年。如果各方面的竞争是良性的，对人类进步是有益处的，智能供应链可显著提升制造和物流的效率和韧性。由于发达国家资金雄厚、技术水平较高，供应链智能化的益处很多，智能供应链的部署大概率先发生，中国等制造业大国也可同步转型升级。然而，传统制造业和运输业将在全球范围显著萎缩，造成大规模失业，后进国家将失去一个便捷地进入现代工业和产业升级路径，其劳动力也可能丧失参与现代工业的快捷机会，这对缩小全球贫富悬殊不利。重构供应链所引发的世界经济和政治板块重组，也将不可避免地造成新的地缘政治问题。
“盟友洲”将来会是什么格局目前还很难预测。这不仅取决于两个阵营“带头大哥”的实力和坚毅，也取决于阵营中关键成员的质量和意志。这场供应链竞争和重构所不断产生的机会、摩擦及相应的消耗，更会不时左右未来走向。未来二十年，世界将呈现与过去几十年全球化的和平繁荣完全不同的景象。政治较量、资本博弈和技术进步这三股力量交织、驱动着全球供应链智能升级并同步发生地域乾坤大挪移，使得这个复杂的过程扑朔迷离、风险难以估量，所有人都不得不准备好乘坐颠簸惊悚的过山车，系好安全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