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几个月，新冠病毒来势汹汹。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表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我们在澳大利亚还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态，“日本经济正直面战后最大的危机。”韩国总统文在寅说，“经济领域的危机，才刚刚开始”。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强调，这次的疫情是加拿大史上最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今日美国报》一篇题为《10万新冠死亡病例展现出一场美国悲剧》的社论，道出很多美国人的心声。原定于2020年9月19日至10月4日举办的慕尼黑啤酒节（即“十月节”，Oktoberfest），也无法再办了。
这次疫情对世界各经济体所造成的损害，不论影响的深度还是广度，在和平时期均前所未有。瘟疫史是部灾难史，也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潜藏危机的曲折史。对任何国家的政府官员来说，应对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的新型病毒，都是艰巨的挑战。
我国在对抗新冠病毒的路上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年初近两个月的线上办公，让我们在家也能照常工作、学习。远程办公也能提供价值，这正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给我们带来的便利。
中央政策密集加码新基建
“当前，疫情尚未结束，发展任务异常艰巨。”2020年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用语极为冷峻，亦极为务实。
“加快推进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做好了可以‘一业带百业’。”李克强总理4月28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既可以助力产业升级、培育新动能，又能带动创业就业，可以说是利当前惠长远。”他指出，加快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不能再沿用传统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老办法，而是要更加面向市场，更加注重应用。“这其中一个关键是要积极拓展应用场景，而应用场景的形成主要依赖市场。”
中央政府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布局，已行之有年。
2015年7月4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中提出：“网络设施和产业基础得到有效巩固加强，应用支撑和安全保障能力明显增强。固定宽带网络、新一代移动通信网和下一代互联网加快发展，物联网、云计算等新型基础设施更加完备。人工智能等技术及其产业化能力显着增强。”这是“新基建”第一次亮相国务院的文件中。
201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谈及2019年工作任务时指出，“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3个月后的2019年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5G商用步伐和IPv6(互联网协议第6版)规模部署，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融合应用”。
“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这一表述背后，意味着政策的“加持”。2020年1月3日，开年首次国务院常务会议表示，“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出台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支持政策，推进智能、绿色制造”。对“新基建”的“投资支持政策”，犹如箭在弦上。从2月3日到3月4日，30天内，仅中央层面就至少5次部署与“新基建”相关的任务。
由此可见，推进“新基建”，是2019年以来的既定方向。2020年初，因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等原因，“新基建”进度出现了迟滞。但随着全国各地复工复产，加速推进就成为必然。
新基建，新引擎，新路径
被称为“新基建”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充满科技感，担负着疫情后经济重启的使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很快便成为产业界热议的话题。
任泽平、马家进、连一席所著的《新基建——全球大变局下的中国经济新引擎》（中信出版集团）一书，甫一出版，就受到多方关注。
书中适时提出，“新基建的五大新理念”。书中认为，新基建的“新”指的是：要用改革创新的方式推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简单地重走老路，导致产能过剩、资源浪费和“鬼城”现象。该书倡导和支持的新基建与传统基建“铁公鸡”之间，主要在五个方面存在不同：新领域、新地区、新主体、新方式，以及涉及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的“软基建”。书中颇费笔墨地对此做了阐释：
新领域指调整投资领域，在补齐铁路、公路、轨道交通等传统基建的基础上大力发展5G、特高压、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等新型基建。
在人口流入的城市群和都市圈适当超前基建，最大化经济社会效益。一方面，基础设施最终是为人和产业服务的，对人口流入地区，要适当放松地方债务要求，不搞终身追责制，以推进大规模基建。另一方面，对人口流出地区，要区别对待，避免因大规模基建造成明显浪费。
进一步放开基建市场准入，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一是建议进一步放开基建投资领域的市场准入，尤其是为民营企业参与基建投资拓展渠道、消除限制。二是在信息类新基建领域，除5G基站、公共大数据中心等项目外，政府应充分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主要通过制定行业规则、设施标准、产业规划布局等，推进市场有序运行。
规范推动PPP引入私人资本，对信息类新基建给予专项配套政策支持。一是在资金来源方面，要规范并推动PPP融资模式，引进私人资本提高效率，拓宽融资来源。同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平衡财政转向功能财政，上调赤字率和专项债发行规模。二是对信息类新基建给予专门的财政、金融、产业等配套政策支持。三是做好统筹规划，防止“一拥而上”和重复建设，或“新瓶装旧酒”，造成大量浪费。
推进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提高治理能力，优化营商环境。从广义的角度讲，基础设施除物质性的“硬”基建，还包括涉及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反映国家治理能力的“软”基建。
《新基建》任泽平马家进连一席著
书中在字里行间都流露出浓浓的忧患意识和问题意识：近年经济社会领域“疫”情频发，经济持续下行，先后遭遇2015年股灾，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2019年民营经济离场论、猪价大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挑战，暴露出经济社会大转型背景下，一些政策一刀切、层层加码、误伤民企与中小企业，部分领域改革进程缓慢、民生投入不足、科技创新短板、舆论监督缺位、社会治理无序等问题，制度短板凸显，值得深思，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的紧迫性提升。
对此，任泽平团队提出了合理化建议：加强舆论监督和信息公开透明，建立“吹哨人保护法案”，补齐医疗短板，改革医疗卫生体制，加强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加大汽车、金融、电信、电力等基础行业开放，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改善营商环境，大幅减税降费，尤其是社保缴费费率和企业所得税，落实竞争中性，建立居住导向的新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新激励机制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等。
根据近年来一些事态的演进，可看出，该团队提出的建议是精当的，及时的。拿营商环境来说，“春江水暖鸭先知”，企业界对此感同身受。企业，对营商环境的感知最敏锐，也最深刻。他们深知，良好的营商环境比金子还宝贵。良好的营商环境，能让企业家心无旁骛，安心发展，报效社会，这已成为社会共识。
客观防范
《未来简史》一书，为人们描画了这样的场景：“未来，人工智能从你出生那天就认识你，读过你所有的电子邮件，听过你所有电话录音，知道你最爱的电影……”
科技是人类文明的双刃剑，一旦失去控制或被不正当利用，就有可能对人类“作孽”。世界史上的多次科技革命，一再提示人们，科学技术造福全人类的“赛道”，容不得任何赛车冲向“观众席”。故此，人们不能沉浸在新兴科技带来的便利之中，而应保持审慎态度，慎重考虑新兴科技可能引发的伦理风险和挑战，进而未雨绸缪，有效应对。
通读全书，不难发现，作者团队对具有未来色调的科技充满了警示之语。例如，书中警告：世界各国每年因数据泄露问题而损失惨重。建议加强数据专利、产权制度，制定数据隐私安全和安全审查制度。
文章的优劣，取决于是否映射现实、有无社会观照。曾几何时，“美国害怕了”“日本吓傻了”“欧洲后悔了”之类的“雄文”，分外吸睛。有的夸大其词，贻笑大方，高喊《在这些领域，中国创下多个“世界第一”！无人表示不服》；有的以偏概全、贻人口实，鼓吹《别怕，中国科技实力超越美国，居世界第一》，不一而足。但这本书并无“自嗨”的情结。在书中，作者不厌其烦地用数据和图表，来佐证书中提出的论点——“经济基建：（中国）总量居前，但人均水平和质量不高”；“社会基建：与美日等差距较经济基建更大”。
这，言近旨远，不啻为一剂清醒剂。
结语
对于中国经济，任泽平几乎一直是坚定的“乐观派”。
该书在政策分析层面彰显了通达的特点，细细品读，会有内在信息比字面更丰富之感。书中提出：“新基建经济学应时代而生，成为拯救危机和大国竞争的关键胜负手。从历史经验和现实实践来看，新基建是应对经济危机的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兼顾短期扩大有效需求和长期扩大有效供给，兼具稳增长、稳就业、调结构、促创新、惠民生的综合性重大作用。”
关注共同的利益和相互的需求，各界协力应对这场公共危机，挽救经济，这是时下当下最大的政治，最强的大爱。任泽平团队对新基建进行“解码”并提出一些路径，值得世人关注与体味，进而收获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