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剑龙
上周，印度第二大手机制造商Intex创始人班赛尔对媒体表示，印度政府应该对中国手机征收反倾销税，就像对待中国钢材产品那样。他认为，在印度组装的中国品牌手机也要被征收反倾销税。报道还透露，印度手机行业的高管已与政府官员会晤。
此事经中印两国媒体报道后，火药味渐浓。
其实，这类声音在印度并不新鲜。Micromax在印度本土品牌中排名第一，去年6月，其联合创始人简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责中国手机企业在印度以低价来去库存。
目前，印度政府尚未对此表态。而在印度国内，对企业动辄诉之政府保护的呼吁，存在不同声音。部分消费者似乎并不买账，他们在网上留言：“我们的”印度品牌和“他们的”中国品牌有什么差别呢？产地都一样，因为零部件都是在中国生产的。
他们洞穿了印度手机品牌打“民族牌”后的真相——印度品牌其实也是“中国制造”。
一位给印度品牌代工的中国生产商透露，印度手机企业更多是贸易企业，他们从设计到制造，全都外包给中国企业。但是，“印度手机找的代工企业，在技术和工艺来讲，都是二流，和OPPO、华为有很大的差距。”
在功能机时代，对设计和工艺的要求并不高，印度品牌依靠代工尚能在本土吃得开。在印度进入智能机时代后，短短两年间，本土品牌的劣势暴露无遗。
2016年第四季度，中国品牌手机的市场份额已从一年前的14%猛增至46%，而同期印度品牌手机的市场份额从54%锐减至20%。
但是，印度企业提出的征收反倾销税的措施，显然，并不能解决问题。小米等中国企业，其在印度市场销售的机型，70%是在本地组装。如果针对来自中国的零部件征税，那么，这同样会伤害到印度本土品牌。
印度本土品牌不甘心吐出口里的“肥肉”，产业链格局又让他们反击乏力，诉诸“民族牌”在情理之中。
这与其说是印度工商界民族主义回潮，不如说是他们生存危机的印证。
而且，这种保护色彩浓厚的言论，并不单独针对中国企业。去年2月，印度排名第一的电商Flipkart的创始人，在一次研讨会上表示，印度是时候检讨电商政策了，采取适当保护，以免本土企业丧失生存空间。他将矛头对准对手亚马逊，说这些国际巨头只能投钱给印度企业，而不该在印度运营。
印度政府没有理会。吊诡的是，Flipkart其实殊难称得上是一家纯正印度企业。为了避税，几年前，它已将注册地从班加罗尔搬到了新加坡。
不过，这些言论值得中国企业警醒。首先，来自企业的表态不该被政治化。印度国内对此也存在不同声音，而且，印度政府并未表明立场。相反，在莫迪上台以后，印度对外开放的步伐显著提速。比如，过去两年，印度政府逐渐放宽外国直接投资限制，超过90%通过自动渠道流入印度的外资已不需要政府批准。
其次，中国企业要在印度学会两条腿走路，化解潜在的风险。一方面要争取更多客户，一方面还要主动出击，游说印度政府。OPPO和VIVO两家中国企业在商业营销上不惜重金，冠名印度棒球联赛，签下宝莱坞当红明星代言。但是，埋头赚钱的OV在政府公关上几乎没有作为。小米在印度本土化运作上，可谓是OPPO和VIVO的导师。今年3月，雷军(微博)被莫迪接见，见证了小米印度团队的公关能力。
第三，合理利用印度本身的规则。印度各邦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尤其像南部的安得拉邦和特伦甘纳邦，两地的行政首领正大力推动制造业，中国企业如果能解决他们的诉求，在当地建立工厂，还能帮助当地增加税收、提高就业。中国企业要学会的是，向印度民众讲好跨国经营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