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数字检察”。
在“数化万物、万物皆数”的时代背景下，伴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云储存和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数据正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推动力量。当前，检察业务数据的价值在实践中尚未得到充分释放，检察人员业务数据思维不足是主要原因之一。检察业务数据思维不只是技术方式的变革，更是办案方式和司法理念的革新，要实现由“要我用”到“我要用”再到“我会用”的迭代升级，检察人员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按照“是什么、为何用、怎么用”的逻辑思维全面理解检察业务数据的内涵和外延。
对检察业务数据“是什么”的概念界定
有检察业务工作，就有检察业务统计数据。不同于传统的人工统计方式得到的数据，当下讨论的检察业务数据是基于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产生的。检察业务数据本身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一是按照数据来源，检察业务数据分为内部数据和外部数据。两者的区分是相对的，如公安机关等部门移送的外部文书，通过在检察业务应用系统中填录相关案卡项目后，可以转化为内部数据。
二是按照数据形式，检察业务数据分为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案卡、报表属于典型的结构化数据，文书卷宗等属于非结构化数据，伴随技术的发展，实践中，从便利使用的角度，从非结构化数据中对信息进行提取、清洗、筛选、关联、聚类后，转化为类似半结构化和结构化形式的数据，逐步成为一种趋势。
三是按照数据内容，检察业务数据分为显性数据和隐性数据。除了报表、案卡、文书、流程节点等显性数据，系统中还存在大量的隐性数据，如回退流程节点时系统自动留痕的数据、对某个案卡项目点击快慢、访问频率等形成的热点数据等。
对检察业务数据“为何用”的认识重建
对检察业务数据“为何用”的认识重建，关键是要在认知层面明确以下问题：
一是在当前时代背景下，数据已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和创新资源。数字检察是数字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机关要加快推进现代科技应用与传统监督办案方式的有机融合。大数据时代，检察机关必须跟进时代发展趋势，更好地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分析、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决策。
二是要看到人民群众对更优检察产品的迫切需求，这体现了数据运用的社会推动力。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有着更高水平、更丰富内涵的需求，检察机关坚持为人民司法，做实人民群众能体验得实惠的检察为民服务，需要从供给侧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的检察产品，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是应有之义，这些都离不开对检察业务数据的深度充分应用。
三是要看到“四大检察”的全面协调充分发展，是运用数据实现内部系统发力的呈现。在“业务主导、数据整合、技术支撑、重在应用”的数字检察工作机制中，“四大检察”领域构建的法律监督模型不仅数量多、效果好，还可以实现向社会治理方面的高效转化，产生“数字赋能监督、监督促进治理”的规模效应，推动源头治理，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
对检察业务数据“怎么用”的路径探讨
应用是检察业务数据的价值源泉，要推动检察业务数据从业务数据化到数据业务化转变的桥梁在于应用，具体路径体现在“一破一立“上。
一方面，要破除惯性、线性和封闭思维。一是破除只重管理的惯性思维。在保障数据安全合规的基础上，坚持眼睛向内，善于挖掘检察业务数据这座宝矿，通过在办案、管理、服务、保障等方面应用数据，反哺检察工作，实现“从业务中来，到业务中去”。二是破除条块分割的线性思维。融合是检察业务数据的效力源泉。将不同数据汇入统一的数据池，在数据治理基础上打造全域数据底座，规范统计标准，预留技术接口，打通检察业务数据内部的数据壁垒，真正将检察机关的融合监督、一体履职落到实处。三是破除自建自用的封闭思维，共享是检察大数据的活力源泉。信息化研发是一项资源集中型工作，在前期的项目研发上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要充分发挥检察机关一体化的工作优势，实现一建多用、一域突破、全体共享。目前最高检案管办正在研发以“十个一键”为基础的“10+N”案件管理智能信息系统平台，建成后将有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另一方面，基于统一数据池，在确保数据使用安全合规基础上，立足全域赋能，搭建应用场景，服务案件办案、业务管理和检务保障三大体系的现代化建设，进而助力检察工作现代化。一是通过数据驱动，着眼监督能力的提升，在业务逻辑梳理、规则要点提炼基础上，推动以数字检察为代表的新兴办案体系的现代化建设，从传统的案卷审查、个案办理式的监督，向一体履职、类案治理式的监督转变。二是着眼司法责任制，推动多维度立体的检察业务管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一体强化检察长和检察委员会宏观管理、业务部门自我管理、案件管理部门集中管理、相关部门协同管理，以高水平管理促进高质效办案。三是通过数据叠加、精准画像，着眼精准发力，推动检务保障体系的现代化建设，科学合理动态调度办案人力和司法资源，为高质效检察履职保驾护航。
（作者为广东省深圳市检察院案件管理室陈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