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卡脖子”成了热门话题，它确实给我们的发展增添了麻烦，连中科院都抢先表态，要把卡脖子清单变成科学院的任务清单，并引来相关争议和讨论。讨论这些问题，也许首先需要弄清到底卡的是什么脖子。
改革开放至今已40余年了，面向市场和技术前沿，中国的各行各业不可谓不用心，中国的技术人员不可谓不努力，中国的科技投入不可谓不尽量，但为什么仍有相当部分的核心技术领域在关键时候扛不住呢？从表面上看，卡的似乎都是技术，但如果你是一个真正干过技术的技术人员，当一个问题最终归结为纯技术问题的话，你会觉得是问题吗？从这一点看，技术问题充其量只是一个“脚脖子”问题，外人能卡我们的也只有“脚脖子”，尽管它可能会迟滞我们前行的步伐，但它不可能阻挡我们前进的步伐。
我们为什么会被卡“脚脖子”呢？说到底，是因为我们对现代工业的不理解，这是一个发展的“颈脖子”问题，而能卡住我们“颈脖子”的只有我们自己。
1.我们并不真正理解现代工业和技术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日积月累的过程。
全球光学巨头蔡司（ZEISS）一个光刻机上的EUV镜头做了40多年。可我们却有那么多“专家”、“学者”、“企业家”在提“弯道超车”、“换道超车”，甚至“造道超车”，整天想着超车，可能超人家的“车”又在何方？什么样的“车”才能超车？这波提各式超车的人是否真正思考过？鲁迅先生曾说过，路是人走出来的，如果有好车，路同样可以用车趟出来，甚至碾压出来。
2.我们并不真正理解现代工业的内涵和技术应用之道。
今天的中国，有多少设计师敢拍胸脯说他的设计是经过充分验证且正确无误的呢？有多少制造工艺师敢说他构建的制造系统能力是足够和稳健的呢？有多少测量工程师敢说他给出的测量结果是可信的呢？又有多少领导和管理人员真正要求这些技术人员说清这些事呢？于是产品从源头的定义表述就不是“真”、仿真分析仿的都不是真、整个制造和控制过程又全是“散”的，这样出来的产品不出问题才是奇迹。有意思的是许多企业、消费者，甚至社会并没有感觉到相关问题的存在，这又是为什么呢？那只能说明我们绝大多数人的认知就在这个层面，消费的层次也仅在这个层面了。
3.我们并不真正理解现代工业技术的同步发展。
当我们讨论技术时，往往会一头扎进去，习惯于只讲专业技术而不讲应用场景，只讲现象不讲内涵，只讲今天不看明天。举几个例子：工业软件固然重要，尽管它只是一个工具，但它绝不仅是软件开发问题，为什么很少有人关注其背后的场景真实化、问题的模型化、算法的理论化、工程的知识化、过程数值化、操作规范化，以及持续且充分的工程验证呢？国内有些“大专家”居然发现工业4.0没提到“质量”，为什么看不到ISO 9000-2015已重新定义了质量呢？为什么看不到2013年国际上同步提出了较之工业转型方案（工业4.0)更高层的全球运作架构——“国家质量架构（NQI，National Quality Infrastructure）”呢？为什么就看不到全球对NQI的战略思考和研讨从新世纪的到来就开始了呢？
4.我们并不真正理解现代工业和技术的融合应用。
这可从AMSL光刻机集成了全球顶级技术，成就了顶级光刻机的案例中得到佐证。同样我们也可以从工业互联网推动中的问题看出。近年来，我国互联网经济发展迅猛，但当我们从“2C”走向“2B”时为什么如此艰难呢？从某种角度看，“2C”的实质是方便经济和吸粉经济，其消费对象大多是非专业的个体，更有部分属于“脑残”的粉丝。而“2B”面向的是工业的需求，以及还远未真正工业化的应用场景，“专家粉”可不是那么容易吸的，所以，“2B”实质是专家经济。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推行者还是为了快钱而来的外行的话，那就别说应用了，转型升级都有问题。
5.我们并不真正理解现代工业的高效运行和使能机制。
现代工业经过全球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多年的努力，特别是二战以后全球工业界对技术和管理的反思（经验与教训），已构建了以标准规范为运营架构和使能机制的完整体系，它给出了现代工业产品和成功操作的底线和规范，同时给出了可持续成功和发展的基本理念和思路，更给出了可操作的方法和工具。但我们许多人坚持认为标准制约的工具，还有人认为标准就是高地，甚至是一种引领。这个“引领”到底体现在哪？如果一定要说标准有引领作用，那么标准化的思维才是能真正起到引领作用的，因为根据标准化的思维在于映射工业规律，体现工业之道。
6.我们并不真正理解现代工业的竞争和制约机制。
技术从来就是有国界的，别人的板不可能真正补上我们的短板，低水平的完整工业体系也不可能真正制约竞争对手。真正的核心技术体现在头部公司的专利互授中，这才是真正的相互制约，这才能让企业真正成为国际竞争的一方。
7.我们严重缺乏对工业发展战略的研究
正是由于上述认知问题的存在，导致了我们对工业发展战略研究的严重缺乏，这种缺乏主要体现在对未来技术和工业发展的思考与研究上。这次疫情其间有大批专家在网上宣讲，有些“大专家”居然拿着10多年前建的一个工程在大谈数字制造。在某些文件中，我们甚至又看到了在90年代已被判了死刑的CIMS概念。未来是什么样也许我们不知道，但用老旧的概念，甚至用今天的技术去谈未来，那一定是有问题的。
上述讨论综合起，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它的背后是我们的认知和思维方法，这些已在相当程度上卡住我们自己的“颈脖子”，而且是比“脚脖子”更为重要的问题，如果不解决“颈脖子”问题，我们几乎不可能解决“脚脖子”问题。
要解决这一复杂系统问题，必须补上工业化这一课，这不是说我们必须完全重走一下欧美工业的发展之路，我们需要的是通过学习现代工业的发展之路、用心反思我们对现代工业理解的问题，只有从理念、思路方面首先实现转型，才能结合技术的发展和中国现状，真正启动我们的全面转型之路。
站在国家层面，工信部提出的“工业化、信息化两化深度融合”让我们看到了国家对工业转型的理解和部署。然而，从上面的问题分析来看，似乎并不单纯是技术问题和工业转型问题，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该不仅是工业转型层面的，还包括了社会转型、文化转型等等。从某种角度讲，也许我们已身处工业文明向数字文明进化的阶段。这样的文明转型需要探讨的问题实在太多了，回到工业的转型，我们也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开展系统的、同步的转型操作：
企业品牌和产品服务的同步转型：要求企业站在战略的角度，全员积极参与企业转型，特别关注企业定位和价值取向的同步转型、技术体系和管理机制的同步转型、企业全员（特别是领导）和生态圈（有关相关方）的同步转型、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同步转型、工作方法和操作工具的同步转型、核心技术和人才战略的同步转型。
社会消费和竞争环境的同步转型：需要国家花大力气构建高质量文化、国家质量架构（NQI），在社会上树立面向未来的、正确的质量观、消费观和价值取向，并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以及企业和技术人员的创新环境，从外部为企业转型，工业转型和技术创新提供动力和保障。
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的同步转型：面向数字文明，全球的教育体制都将面临重构，其中最大的挑战也许来自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技术的高速发展，人类现有的知识体系的重构和思维模式的进化已迫在眉睫，唯一的出路将是主动进化，以及全新的教育和人才培养体制。
如果我们真的处于文明的更替之际，那么每次文明更替还会带来更大的全球政治变革，由此更需要我们在设法摆脱被卡“脚脖子”、放开“颈脖子”困境的同时，彻底解放思想，运用高阶思维，站在拥抱数字文明的战略高度展开运筹，才能借助“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实现全面的转型和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