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疫情城市建设,智慧城市仍待“智慧”

陈根
随着新基建的加速推进,围绕智慧城市的技术、政策、生态正在成为全球每一个经历科技革命洗礼的城市的共同命题。如今,对于一座城市而言,应该讨论的已不是“要不要发展智慧城市”,而是当智慧城市浪潮来临时,如何把握从数字化、智能化到智慧化的未来城市航向。

疫情为全球的人类生活按下了暂停键,人们被迫居家隔离、关店歇业。同时,疫情也为社会生活的变化按下了加速键,从在线教育和远程办公发展,到信息技术支撑下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从直播带货兴起到线上消费激增;疫情期间,人工智能技术推进了远程问诊与医学信息在线科普发展,人们的数字信息则被健康码孪生构建。

事实上,正是依托城市的软硬件基础,相继推出信息化、无接触式的防控模式,我们才能够在抗击疫情中获得良好成效。疫情中加速的变化让人们对城市的认识、需求与参与能力不断提升,而面向“智慧城市”的讨论也在后疫情时代受到广泛关注。

随着新基建的加速推进,围绕智慧城市的技术、政策、生态正在成为全球每一个经历科技革命洗礼的城市的共同命题。如今,对于一座城市而言,应该讨论的已不是“要不要发展智慧城市”,而是当智慧城市浪潮来临时,如何把握从数字化、智能化到智慧化的未来城市航向。

当有关于后疫情时代的智慧城市建设问题越来越具体时,智慧城市也真正完成了从学术讨论到与每个个体息息相关的过程。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对于智慧城市所发生的改变,我们唯有把握变化,才能拥抱变化。

智慧城市不是简单的智能城市

智慧,通常被认为是有着生命体征和诸多身体感知的生物(人类)才有的特点。因此,智慧城市就好像被赋予了生命的城市。事实上,城市本身就是生命不断生长的结果,而“智慧城市”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

最初智慧城市被用来描绘一个数字城市,随着智慧城市概念的深入人心和在更宽泛的城市范畴内不断演变,人们开始意识到智慧城市实质上是通过智慧地应用信息和通讯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手段,来提供更好的生活品质以及更加高效地利用各类资源,实现可持续城市发展的目标。

城市的成长始终和技术的扩张紧密相关。从过去人们想象中的城市,到用眼睛看到的城市,再到由英国建筑师罗恩·赫伦所提出的“行走的城市”。借助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以及大数据的便利,城市从静态逐渐向动态延伸,而这所有集结了现代科技的城市现状,则被蕴含在“智慧城市”的概念里。

智慧城市的技术核心是智能计算(Smart Computing),智能计算具有串联各个行业的可能。例如城市管理、教育、医疗、交通和公用事业等,而城市是所有行业交叉的载体。因而,智能计算将是智慧城市的技术源头,将影响到城市运作的各个方面,包括市政、建筑、交通、能源、环境和服务等,涵盖面非常广泛,

尽管学界对于智慧城市的定义各有侧重,但在实际操作中普遍认同维也纳工大鲁道夫·吉芬格教授2007年提出的“智慧城市六个维度”,分别是:智慧经济、智慧治理、智慧环境、智慧人力资源、智慧机动性、智慧生活。

其中,智慧经济主要包括创新精神、创业精神、经济形象与商标、产业效率、劳动市场的灵活性、国际网络嵌入程度、科技转化能力;智慧治理主要包括决策参与、公共和社会服务、治理的透明性、政治策略与视角;智慧环境包括减少对自然环境的污染、环境保护、可持续资源管理;智慧人力资源包括受教育程度、终身学习的亲和力、社会和族裔的多元性、灵活性、创造力、开放性、公共生活参与性;智慧机动性包括本地辅助功能、(国家间)无障碍交流环境、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可用性、可持续、创新和安全、交通运输系统;智慧生活(生活品质)包括文化设施、健康状况、个人安全、居住品质、教育设施、旅游吸引力、社会和谐。

这六个维度全面地涵盖了城市发展的各个领域,除了城市的物质性要素以外,还将社会和人的要素纳入其中,并将高品质生活和环境可持续作为重要的目标。也就是说,要让城市更智慧,关键在于如何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创造美好的城市生活和环境的可持续,实现的途径包括提升经济、改善环境、强化完善城市治理,跟城市空间相关的是提升交通(机动性)的效率,核心问题是社会和人力资源的智能化。

疫情下的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的六个维度为智慧城市建设确定了基本框架,而疫情期间5G的商用部署加速则为智慧城市六个维度的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于是,在信息基础设施和融合基础设施之下,智慧城市建设得以驶入快车道。

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代表,5G并不是4G技术系统的升级或是补丁,而是完整的系统或是流程再造。5G技术的高速率、大带宽、低时延、广联接、组网灵活的综合性优势在实际演示运用中尽显,特别是在海量数据同步快速传输方面可极大地提升效能。基于此,城市的数字化进程被大大加快,在疫情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基于移动通信基础服务,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算力、算法等信息挖掘技术为支撑,基于移动大数据,实现了行为主体空间活动追踪分析,构建了城市空间活动观测体系,成为科学防疫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通信系统,推广健康码、手机信令、乘车码等,实时反映城市空间活动状态。

这些技术和措施,对疫情发展态势的研判、疫情防控关键节点的部署及精准施策等,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信息化防疫手段,也展示出智慧城市的强大功能。

其次,疫情期间,城市的传统交通运转被按下“暂停键”,而以通信网络为支撑的信息服务不仅调节了常规的城市交通网络服务,也凸显了信息化背景下远程协作模式的潜力,使得城市依旧能保持“活力”。

信息化和智慧化的便民服务技术,扭转了我国在疫情防控前期出现的阻断有力但保障不足的现象(如中转旅客滞留、医护人员通勤困难、封闭小区居民就医出行不便等);通过重新组织调配运力,有序恢复了交通运输服务,保障了重点人群出行顺畅。同时,高速、便捷的通信网络和适宜的软件平台通过提供高清直播、远程会议等服务功能,不仅为居民生活和及时复工提供了便利,也保障了城市防控治疗工作的基本需要。

最后,居民生活保障,由高度的线下依赖转向线上与社区结合服务。虽然严格的居家隔离政策普遍限制了居民出行,但是信息化技术有效保障了居民生活物资需求。以网络购物平台为基础,用配送与收货信息搭建“配送热力图”,科学规划路线,提高配送效率。

针对居民对社区公共服务的需求,以疫情为契机,加快政府社区公共服务平台的信息化进程:被动式响应转变为积极主动式服务,独立分割的平台组合为一个综合共享平台,“跑零次”和“视频办”开始成为新常态。新冠疫情背景下,凸显出未来城市建设中,健全应急物资储备机制、完善智慧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社区自组织和应对管理模式的必要性,以实现灾害救助的本地化。

智慧城市真的“智慧”吗?

智慧城市的发展,最终目的是为了建设更加高品质城市生活和更加可持续的城市环境。但显然,我国现阶段的智慧城市建设依旧是不完善的。疫情在凸显智慧城市功能和成绩的同时,也暴露出当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对于数据的管控来说,运用信息化手段服务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时,各地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数据,包括数据采集不充分、流通不顺畅等。比如,在疫情防控中,一些城市医疗资源、防疫物资、企业产能数据缺失,只能采取传统手段临时报数,信息僵化、重复采集等问题突出,无法支撑防疫指挥机关进行有效调配。

在推进复工复产时,面对跨区域人员流动带来的防疫压力,各地数据无法流通互认,与医疗、公安、交通等信息难以第一时间互融,为精准把握外来人员健康状况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智慧城市通过数据来实现对现实社会的映射,只有做到数据完整和流通顺畅,才能在海量数据中捕获有价信息,从而实现智慧赋能发展。在以城市、部门为主体的发展实践中,仍有不少数据存在明显的区域、部门边界,如社保信息、婚姻信息、个人房产信息等。这些信息仍存储于地方各部门数据库之中,缺乏有效的互通,为实现智慧城市应有功能人为设置了障碍。

此外,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措施亟待完善。疫情期间收集的大量信息,为疫情防控提供了有效支持,但同时也使个人信息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比如个人在通过企业构建的平台进行信息上传时,存在如何避免信息泄露或被企业利用的问题。

随着疫情的缓解,大量个人健康信息是否需要进行销毁等应做出规划,以避免占用过多的信息存储资源。防止用户信息泄露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底线,也是未来智慧城市面临的最大挑战,应从制度和技术两个层面加强设计,对数据进行分类和分层管理,加强重要信息安全的保护力度。

智慧城市为城市的未来发展创造了无限的可能性。时至今日,智慧城市也不再只是一种“技术承诺”,而是一种以人为核心的数字社会与现实世界融合互动的“权利接口”,不仅包含了技术能力、政策设计与应用体验的实现,还包含了数字伦理、数字公平以及数字素养的规范与提升。

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对于智慧城市所发生的改变,我们唯有把握变化,才能拥抱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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