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隐私和效率一定是不可调和的吗？”这是2019年3月23日，由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主办的一个论坛的主题。
人工智能时代下数据保护的发展之路，成为热议的焦点。
隐私还是效率？
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韩银和博士发言时称，隐私是人类的尊严或者人格的表现。我们需要效率，但是更需要隐私，我们是在保护隐私的基础上追求效率。个人数据是隐私在网络空间的投射，但是这种个人数据是否界定为一种资产，还要考量。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的孟小峰教授认为，数据应是精神和物质的延伸物。隐私的问题是跟数据的发展相伴而生的，要想解决隐私问题，需要先认真思考我们当下的数据生态，确立对数据的充分认识。
孟小峰依据三千万移动用户的数据集，建立了一个模型，算出每一个用户流出数据的流速，以及每一个收集者收集数据直径大小，从而知道他获取数据的能力。最终得出结论——10%的收集者，获取了99%的数据，数据的垄断已经形成。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提出了一个悖论——大数据和个人信息完全不是一回事，个人信息脱敏化的这些数据不是个人信息，这是大数据信息，属于知识产权。
他打了一个比方：“我在地主家种的地，种完了之后，东西拿走，剩下这个地还是地主的。只不过这个地主的地被你翻了好几遍，土地变得更加肥沃。”
360行业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裴智勇认为，从目前来看，用户的隐私确实提升了服务机构的效率，但区别在于他是为用户服务，还是为他自己服务。有的时候，释放自己一定的隐私是获得相关服务的必要条件，而服务机构获取隐私需要遵循三个原则，“最小必要、用户知情和必要保护。”
探索如何保护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保护隐私，无论是从政策层面，还是企业自身的层面，抑或是技术层面，都尚未做到成熟。
在政策层面，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教授孟小峰提到，国家在网络安全法里面对隐私保护有专门的规定，但是并不充分。2017年颁布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和欧盟的GDPR（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相比，并没有可携带权和被遗忘权等规定。因此，在孟小峰看来，从立法角度上，政府明显希望鼓励互联网产业进一步完成对隐私的保护。
朱巍对即将颁布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抱有一定的期待。他希望在保护用户的个人信息方面，法律要做一个底线性的规定，必须要把已经看明白的、抽象的、应当得出结论的，涉及用户基本权益保护和企业正常竞争秩序的东西说清楚。
一是个人信息的产权问题，把大数据和个人信息明确分开；第二个是说清楚“合法性、正当性、必要性”应该如何去解释；第三个是弥补网络安全法中所说的“相对方”的问题，以及数据安全的立法目的到底是什么。
从企业层面来看，孟小峰谈到，企业是获利者，它收集了我们的数据，但是单靠企业自律并不能解决问题。他举出一些企业的做法来供大家参考，以期找到一些解决的思路。
苹果公司就建立了数据中介清算所，所有的数据获取者都需要到中介清算所登记并清算，之后再进行二次分配。他认为，苹果提出这个举措，无非是表态，苹果公司在数据上并不想占用户的便宜。
马化腾的做法是，在腾讯的数据中台中，严格控制数据的关联性。在孟小峰看来，这也是一种表态。
裴智勇创新地提出了“三方制衡”的原则，即数据的所有者、运营者和管理安全者应该要分开，避免“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现象出现。
在技术层面，北京交通大学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学院副院长、CCF YOUCSEF学术委员会学术秘书李浥东坦言，从目前的技术角度来看，很难研究出一个可以把所有隐私信息保护好的通用型技术。
他举例说明，之前大家一直在尝试做“数据的匿名化”，后来发现匿名化的效果不行，只能针对于某个或者几个数据点进行保护，无法保护整体隐私。
后来又出现了“差分隐私保护技术”，但是它效率不高，只适用于集中协议，大部分的协议还是不适用，现在大家又在质疑差分隐私的效果，所以很难从技术上找到一个平衡点。
孟小峰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在当下想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到数据生态中去。而最终的解决必定是依赖于技术，而不是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