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这个词早已红透了半边天，无处不在。近些年，大数据在各大领域大展拳脚。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很多公安部门也开始搭乘信息化的列车，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打击通信网络诈骗，让犯罪嫌疑人无处藏身。
多地公安部门专项行动曝出重点打击以下几个境内地域性职业诈骗犯罪群体：
河北丰宁冒充黑社会电话诈骗
福建漳州、龙岩网络购物诈骗
江西余干重金求子诈骗
湖南双峰PS图片诈骗
广东茂名电白假冒熟人和领导电话诈骗
广西宾阳假冒QQ好友诈骗
海南儋州机票改签电话诈骗
网络搜索可知，2009年公安部对河北丰宁县、湖北红安县和大悟县、湖南双峰县、广东电白县和海南儋州市等6个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比较集中的原籍地进行了挂牌整治。其中，河北丰宁、湖南双峰、广东电白、海南儋州属于两次“上榜”。
简单搜索，就可以发现，这些地方的电话、短信、网络诈骗报道最早可追溯到2006年，甚至2003年，有的地方诈骗方式多年基本没有改变，有的地方已经过了多次变化。这些地方的公安部门也不是没有作为，地方政府的专项行动也打过数轮，甚至有的地方，年年打击诈骗都成绩卓著，但诈骗好像总是“春风吹又生”。多地的诈骗方式还被央视、中新社、新华社等“起底”曝光，但这并不影响那些名声在外的“诈骗县”、“诈骗村”一次次在报道中出现，甚至有的报道，让人觉得记者、办案的警察都有羡慕之意。男女老少，兄弟结尾，拿起手机、电脑等作案时就是骗子，放下又是生活美满的普通公民，上山打游击，进村需过安全岗，与警察捉迷藏。
诈骗暴利，可以不劳而获，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通信、互联网工具打破了时间、空间界限，信息流、资金流可以方便地流动，肯定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手机号未全部实名、网上平台注册信息未能严格实名，可能也会有一些作用。但当一个村、一个县，连续多年被加上了“诈骗”的标签，还能继续“诈骗”下去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反思的是我们的治理打击流程哪里出了问题？
第一，骗子居一地骗全国，我们为什么不能举全国之力，灭一地的诈骗？电信网络诈骗，大都情况下是如此，发送一条信息，上当的可能只有最多百分之一、二，甚至只有万分之几，大都只有千分之几，但只要有一个上当的，对诈骗者来说就已经是暴利了。而且可以今天骗山西的，明天骗河南的，银行卡、手机号经常换，人虽未动，同样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这些在大数据面前，都是透明的，如图，相关企业、单位每家派一个人，远不如打通数据后台有效（别和我说信息安全，打通数据后台，在严格规范下，同样可以保证信息不泄露）。
第二，堵是成本高、收效小的手段。目前各种宣传从未间断，电信运营商、即时通讯软件提供商、网络安全公司、银行已建立了一级一级的防护手段，越来越多的诈骗行为被识别，被拦截，报道中的拦截金额也越来越高，但这也导致“堵”的成本越来越高但效果却在逐步降低。出于暴利，骗子们会想更种办法“绕”过堵截。
第三，打得远不够狠，不足以震慑诈骗者。每一轮打击都是声音很大、成绩卓著，但并未能有力地震慑诈骗者。这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①查清的违法所得金额较少，②处罚附带的经济处罚额度过小，③对诈骗未遂的认定偏软。
我们已经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全国都在积极推进互联网+，现在对于通信及网络诈骗来说，骗子已经快速互联网化、移动化，而相应的执法还受到各种时间、空间的限制，并未能充分发掘海量信息的价值，如果不能突破这一点，很难真正遏制此类诈骗行为。
（原标题：利用大数据分析，痛击通信网络诈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