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物联网智库”。
近日，韦青走进了“智聊室”栏目的直播间，与智次方·物联网智库创始人——物女皇彭昭聊了聊他的AIoT“拾光”，本文摘取了两位大咖对话中的部分精华内容。
亘古至今，中国人对于“十”这个数字一直有着超越一般量词的特殊情怀。古人认为十是数字完备的标志，所以其象征着极致与完美。同时，从一到十也是一个完整的轮回，所以人们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十年”这个时间节点，视其为承前启后的关键。
时值2022年，正是智次方·物联网智库陪伴AIoT产业发展的第十年，我们全新策划了《智聊室》访谈节目，并以“细说AIoT产业的‘拾’光”为主题，开始探寻AIoT产业发展的激荡十年。
回顾2012年至2022年的十年光景，在产业迅猛发展之下，AIoT领域内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新概念、新技术、新场景。最初，人们乐此不疲地在其中寻找下一个风口，而随着行业应用的逐渐深入，“新瓶装旧酒”的现象逐渐显现。这也就导致——当业内出现一个新概念时，人们总是执着于它的名词定义，反而忽略了对技术自身发展的判断。
微软中国CTO韦青一直强调自己工程师的身份，认为科学讲究的是探索，技术讲究的是创新，但在真正落地阶段的工程实践上，我们却经常被新概念所束缚，容易忽略实现过程的“系统性”和“实用性”特点。韦青直言，现在经常提的新概念，如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元宇宙等，真的那么新吗？其实大部分概念在二、三十年前前辈们写的论文中就已经定下来了，但为什么现在才流行呢？因为在那个时候无法高效地工程实现。
回顾韦青近三十年来的从业生涯，从事过桌面排版、嵌入式、通讯、操作系统、云计算、人工智能……见证了数字化技术在信息的各个发展阶段对人类社会进行的改造，经历了无数行业风口。他一边思考一边前行，是物联网产业的“拾遗者”。
近日，韦青走进了“智聊室”栏目的直播间，与智次方·物联网智库创始人——物女皇彭昭聊了聊他的AIoT“拾光”。
向新概念提出“黄金三问”
彭昭：您一路走来见证了AIoT产业的发展历程，这期间出现了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行业风口，亦或是您观察到了行业内是否有一些“坑”，我们应该如何避免？
韦青：2012年前后，云计算开始普及，大家才更加清晰地认知到，我们需要的并不是计算前面的形容词，例如云、边缘等，而是需要无处不在的计算，也就是施乐公司帕洛阿托研究中心（PARC）的首席技术官马克·维瑟（Mark Weiser）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提出的“Ubiquitous Computing”（无处不在的计算）。
而如果要实现“无处不在的计算”，就需要由机器在“无处不在”的地方产生信号与数据并进行安全可靠地传输、通讯，从而进行云计算以及基于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的数据洞察，最后，在应用端则需要Power BI、Tableau等可视化工具进行数据展现。同时，只有人做决策还不够，机器也需要随时随地地决策、响应，所以就出现了无刷电机这一类设备。
换言之，目前业内的关注重点已经从“用什么算”转向了“算什么”。这其实就是人们常说的“黄金三问”——Why、How、What，一般人们会优先考虑What，从做什么到怎么做，然后再去想为什么做，但如果站在行业前瞻力的角度来思考的话，应该先想为什么，再想怎么做，最后才想做什么。当然，这个过程并没有对错之分，都是从不知慢慢延伸的循环迭代，这也是物联网多年来的发展过程。
这其实就又回到了马克·维瑟提出的“Ubiquitous Computing”概念，有人将其翻译为“普适计算”，有人翻译为“无处不在的计算”，我个人倾向于后者，因为这种凸显计算本身的说法更加能够提醒我们去思考——算什么、为什么算、算完之后干什么？
我们可以用树木的成长来类比技术应用——一项新技术的出现从名词概念的提出开始，就像把种子放到土地中一样，但如果没有合适的空气、阳光、水分，它是无法成长的，可能放入的时间过早，种子反而枯竭了。而恰恰是在合适的时间、地点，由合适的人将种子埋入土地，加之阳光雨露滋养，它才能够成长并且结果、落地。
同样地，当业内出现某一种新概念时，我们不要认为它就一定很新，有可能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出现在了前辈的论文中。所以，当行业有新概念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反而要冷静，要去思考“Why、How、What”。
一般大家只关注“How”和“What”，例如物联网、云计算、元宇宙，还没实现就有一堆专家出来解读了，但当深刻思考“Why、How、What”之后，可能会发现在“Why”的本质层面它没有太多变化，解决的仍然是几百年来人类一直想解决的新型人机关系问题，即让机器帮助人，做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
“能指”与“所指”
彭昭：目前，包括工业4.0和数字化转型在内的很多概念都是直接英译过来的，而面对元宇宙、AIoT这些概念，我们其实并没有对应的中文解读，所以想请您分享一下，您认为有哪些概念是需要正本清源、从原理出发重新进行梳理和解读的？
韦青：早在200年前，英国著名思想家与作家狄更斯就提出过“Tyranny Of Word”，也就是“语言的暴政”，之后著名哲学家约翰·穆勒又提出“Anarchy of Knowledge”，也就是“知识的无政府主义”。彼时正值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人们“造”出了很多名词，从而造成概念的极度混淆。可以看出，“语言的暴政”其实是双向的，人们参与暴政制造概念，同时也在被概念反向暴政，造成了思维混淆。
后来，包括罗素、维特根斯坦、乔姆斯基、索绪尔在内的很多哲学家、经济学家都在强调语言的重要性，并且提出了语言作为符号对于人类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
如今，我们学计算机其实也是在学架构和计算机语言，而如果我们不能够理解人类语言在形成概念、表达思想与合作发展中的作用，就很难真正深刻地理解计算机语言的形成与发展。其实它们都是一种语言、一种符号，我们一定要把握住它的能指和所指——能指是一种符号，所指是本质。
软件工程学者杰拉尔德·温伯格在其《系统化思维导论》中分享了一个故事——如果把狗的尾巴称作腿，狗有几条腿？这个故事其实源自于林肯，他也曾烦恼于新名词、新概念，于是便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并给出了明确回答——还是四条腿。因为不管你把狗尾巴叫做什么，它还是狗尾巴，狗尾巴不会因为你叫它不同的名字而改变它的属性。
换言之，我们不应该过度关注名词概念，也就是能指，而是要考虑技术本身的属性，也就是所指。
不难发现，在我们目前的语境中，对于科学和技术说的比较多，却很少谈工程，但放眼全球，尤其是在文献中，人们一般是把科学和工程合在一起，例如，computer计算机，要么就是computer science，要么就是computer engineering，因为技术更多的是考虑创新，科学考虑的是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而工程考虑的则是实现，这三者都非常重要，没有高下之分，但有具体适用场景的区别。
对中国而言，我们谈数字化转型，到底是转型还是市场改革、配置优化。也有人提出是改良主义，但其实改良、改革、转型都是一体的，都是在变革。被称为人工智能之父的司马贺(Herbert A.Simon)曾说过，生物只要活着，就一定是变化的，所以每一个活物都是改革派，只不过改革的程度不一样。这其实也就回归到了“第一性原理”，我们对于这个时代的特征是如何理解的，什么变了？什么没变？查理.芒格经常讲“Inverse always inverse”，即“永远反向思维”，也就是当我们提出要变、要转型时，要先明白什么不能变。
我们之前所讲的AIoT目前并没有一个准确的解读，也没有形成共识。但如何能够推动一个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呢？以中国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来看，起始于举国上下多数人的一个共同愿景，也就是大家的目的、行为与规则达成了一个阶段性的共识。
又比如在两千多年前，始皇帝实现了“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进而成就了中华文明大一统的底蕴。如今，当我们将物理空间映射到赛博空间或者数字空间时，物理空间的统一性，并不代表赛博空间统一性。当企业信息系统建设过于专注于应用，而没有在地基的层面将概念、语言、流程、制度统一的时候，就面临着类似于诸侯割据般的数据烟囱或数据墙，但这种表现为数据墙的现象本质是部门墙、概念墙、思想墙、思维方式墙等等。
数字化时代的“第一性原理”，就是要回归利用数据来表达物理空间“人-事-物”的本质，就是要在赛博空间内实现“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制定统一概念、标识、流程与相应的语言。换言之，对于业内一直在讲的打破烟囱、数据墙，如果我们将认知高度降低到“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那么这些痛点就变成了统一标识与术语，而不再只是表象上的烟囱。
彭昭：在您看来，我们该如何解决“语言的暴政”这类现象？
韦青：我觉得解决的逻辑比较简单，但实现起来很难，因为需要触及到既得利益者的地盘，不仅是技术的问题，更是人的问题。当然，无论是在技术行业还是管理行业，我们如果都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根本，就已经解决一半了。
其次，我们并不是闭口不谈概念，而是要回归概念的本源，以业内常说的“新瓶装旧酒”为例，不仅内容是有新旧之分的，瓶子也有新旧的差别。瓶子是能指，也很重要，因为人类作为一种“智人”物种是会由概念与故事驱动的，这种概念与相应的符号就是能指。但是如果我们一味地被能指所引导，而不去理性的识别符号背后的所指，或者只靠发明名词来创新，就很容易进入“新瓶一定是好东西”的认知误区，然后买了很多装着旧酒的新瓶回家，好东西没拿回来，搬回一堆概念。实际上，不管是不是新瓶，我们要把真的好酒拿回来，所以我们不仅要判断事物的能指是新的还是旧的，更要看它的所指，也就是看瓶子里的酒的品质，放在技术的领域，就是要针对自身情况下有用的技术和工程实现手段。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很好的时代，大家都已经发现了统一的重要性。无论是物理世界还是信息世界，最初都要有一个能达成共识的基础架构，如果一开始就在名词定义和数据结构不统一的情况下冒然开始应用，到后期必然会发生彼此分裂、矛盾、对立的情况——说小了，是信息系统分崩离析；说大了，连一个组织机构都可能分崩离析。所以，在从物理空间转向赛博空间的关键点，每一个人都要极度重视名词的统一。
但现在不用太在乎什么是AI、元宇宙、物联网，关键是统一，也就是“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只有概念、名词和术语统一之后，我们才能搭建起一套逻辑完备的赛博空间，再去和物理空间相结合，这在我看来是AIoT的基础。
技术是“生长”出来的
彭昭：如果邀请您来对整个物联网产业进行划分，您觉得产业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以及您认为现在产业发展到了什么阶段？
韦青：智次方·物联网智库创立的2012年前后发生了计算范式的转变，同时也是物联网逐渐成熟的关键时期。凡事都有一个原模型，而关于物联网的原模型一定不是突然出现的，不是我们灵光乍现想出来的。
以我之前工作过的寻呼机领域为例，当时分为单向寻呼与双向寻呼，其信息传输准确度控制方法是从开环到带有反馈能力的闭环，那时已经形成遥测、遥控、遥感的概念和基于当时技术能力的工程实现，请问这种概念和实现方式与现在的物联网有何异同？其实，包括维纳、图灵、冯·诺伊曼、司马贺、钱学森先生、王选先生在内的前辈们，知道需要实现这种信息能力，也已形成原型概念，只是由于当时技术的局限性，而没有办法实现，大家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这些前辈们论文中对未来世界的展望，对时代的变迁会有更加客观真实的体会。
回看物联网的发展，2012年前后，微软也推出了Azure云计算，就已经开始逐步实现各种物联网应用以及AIoT的愿景。同时，我坚信任何一项技术或平台，都是“生长”出来的，不是完全计划出来的。没有人会知道它到底长什么样，但是要有种子——这个种子就是痛点驱动、问题驱动、需求驱动。
就像刚才说的“遥控、遥测、遥感”，其实这颗种子早在几十年前就埋下了，但却无法完全实现。而随着云计算、无处不在的计算、通信网络的普及，实时的反馈链成为可能，成本也在逐步下降，我们正在一步一步地接近几十年前描绘的未来愿景。
这种愿景不是空泛的技术词汇堆砌，描述的是针对人类世界的真实痛点而产生的需求。比如人类需要的并不是物联网，需要的是由物联网而满足的某种需求，当人们不必强调我有一台物联网洗衣机或冰箱，只需要说我有一台洗衣机或冰箱，并默认这台洗衣机或冰箱必须具备因物联网而形成的某种能力时，我们就说我们进入了万物互联的时代。
尽管10年前我们已经称其为物联网了，但当时它先解决的是设备连接问题，因为当时的设备根本连不上来，所以需要一个安全、可靠、及时的连接；随后又衍生出了设备管理、固件升级等一系列问题。而当设备广泛连接后，又会产生大量数据需要进行计算、产生洞察和驱动进一步的决策执行。所以，看似是物联网，实则是与数据库、云计算、设备管理、数据分析、数据展现、数据应用、安全可靠等等密不可分，逐渐成长起来的万物互联。
可以说，所有的技术名词都是在技术出现之后而被赋予的名词术语，这些技术都是生长出来的，为其定义一个名字从而更好理解，没有任何一项技术是先有名字再去生长的。我们可以称其为有机的、活的技术，是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其功能是一点一点根据内部与外部环境的变化生长出来的。
如今，物联网的作用跟军事领域C4ISR系统的性质是类似的。C4ISR系统指的就是指挥Command、控制Control、通信Communication、计算Compute、情报Intelligence、监视Surveillance、侦察Reconnaissance7个子系统。
如盲人摸象一般感知这个时代
韦青：在这个技术时代，我们所有人都是盲人，都在摸象，有人摸的是虚拟空间、有人摸的是物理空间、有人专注于整合。我们只有通过做中学、学中做，不断地探索与实践，像盲人摸象一样集众力越摸越像，才能渐渐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其实业内人士不用太关注于技术的名词术语，重点不是它叫什么，而是大家基于一种概念的共识而取一个大家公认的词汇，其目的是利于沟通交流，形成众力。如果只为求新求异，显得与众不同，创造出一个无法在“所指”含义上达成共识的“能指”，那么还是各自为战，形成不了高效的全社会生产力。
我认为物联网发展的难处首先是概念太多，业内人士自己都没有明确概念的外延与内涵，没有去理解名词的本质；其次是忽略短板效应，这是与片面追求概念名词的先进性相辅相成的。物联网不仅仅是技术概念，更多的是工程实践。而工程实践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工程，要兼顾长板与短板，尤其注重弥补短板，要在最有效的成本和时间投入上进行使用、升级、换代、兼容、维护。
但问题是弥补短板要花费很多显示不出来的精力与资源，如果不能够在制度与评估方面鼓励弥补短板的行为，基于人性的本质，大家会蜂拥而上打造高大上的长板，也就是炫酷的展示能力。如果形成这种局面，最好祈祷有人愿意默默无闻地弥补短板，否则努力打造出来的漂亮水桶盛不了多少水。
物联网与人类发明的其它技术一样，其目的是为人类的福祉服务，是“以人为本”的。我们以智慧城市为例，刘易斯·芒福德曾经写过一本书叫《技术与文明》，他提出，城市应该“为爱人和朋友”而建，而不是为了机器而建，更不是为了技术的先进性而建。
目前有很多智慧城市建设项目最终都不了了之，为什么？老百姓不喜欢、不习惯。不是建设的不先进，而是欠缺人的烟火气。其实人的基本需求没有那么高，就是“风调雨顺、丰衣足食”，物联网恰恰是最能够在以上几方面起到切实作用的技术集合。
如果能够在项目初期，以系统工程的方法，认真了解与确认项目各个利益相关方的需求，比如项目管理方、投资方、宣传方、受益方、建设方、评估方、运营方、维护方等等的多维度需求，尤其重视人性的作用，努力达成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共识，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的特点，在工程实现的每一个阶段，都埋入数据采集点来试试评估落实多方利益平衡点，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以人为本的技术。
以一个城市来讲，有技术提供方、市政管理人员、市政维护人员，还有最重要的是老百姓，不应只关注某一个单方面。例如，当智慧城市建成后，如果没有培训市民如何使用智慧化设施、没有足够的人员进行维护、也没有足够的人员进行技术更新，整个智慧城市都将成为摆设。所以，这是我认为AIoT在落地过程中最容易遇到的问题。
以微软的架构来讲，无处不在的计算、无处不在的智能与以人为本的技术这三项是合一的，其底层是云计算、边缘计算、人工智能、数据展现等基础技术。这也与马克·维瑟（Mark Weiser）在提出“无处不在的计算”时所讲的观点不谋而合——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目标就是要让具有计算能力的设备无处不在而又消失于无形，“伟大的技术都是看不见的技术”。所以，当我们现在口口声声说AIoT的时候，还远没有到AIoT时代。
换言之，能够用起来的技术最终都是消失于无形的技术。就像百年前，在早期的电气时代，人们认为电就是用来点亮灯泡的，当时的人们是无法想象现在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工厂、每一间公司的墙壁里都不为人们所察觉的布满具有上百伏电压的电线，可以说我们现代人的所有生活方式，都正在被无数根普通到没有人关注的电线所成就。
所以，对于AIoT而言，其发展应当如电力时代一样，当我们不谈怎么发电了，也不谈我的工具是用电来驱动，只谈使用由电驱动的工具来做什么事情，我们就进入了一个真正的由技术赋能的新时代。回归本源，我们变成了背后的默默赋能者，就像现在的电力行业一样，人们习惯了有电，也不会因为有电而惊叹，做物联网也一样，不需要因为物联网应用而惊奇，但会被没有物联网而诟病，这才是真正到达了那个时代，我们正在为进入那个时代而努力。
希望10年后，我们不用再提数字化、不用再提信息化、也不用再提智能化，它们已经“消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所有这一切都是由机器所赋能的。
彭昭：其实大家都在畅想美好的未来，从10年前我们就开始观察、陪伴这个行业。10年前听到物联网这个词的时候觉得特别兴奋，感觉三五年之后物联网就能够马上实现，但就像您刚才说的，大家是在盲人摸象，在这个过程中，也能够感觉到这个行业确实有很大的变化。但是我认为和我当时在10年前设想的那个时代还是相差很远的，您认为当前物联网的发展速度和您当时判断的一致吗？如果我们现在想加速，应该做些什么？
韦青：我认为首先需要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先天的思维误区，这不可怕，也不会显得人类无能。恰恰相反，如果我们能够迎合时代的变化而改革我们的思维方式，正好证明了人类作为有机体所具备的学习能力和相应的适应能力。这是有机体“活着”的表现，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为了更好地生存演变出来的生存之道。认识到我们思维能力的不足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是应对这个巨变时代的生存之道。
时代变了，帮助人类工具能力在不断进步，从工业时代早期的机械力，发展到信息时代的计算力，也造成人类由《思考快与慢》一书中讲解的系统一与系统二所形成的认知偏差，从提高人类的生存能力变成降低人类的生存能力。这就需要我们改革我们的思维范式，拥抱系统化思维，真正认识到技术也是生长出来的，不要以主观想象的方式去寻求答案，要通过实践、通过顺应不断的变化去找到有时间与空间约束的暂时解决方案，再以循环迭代的方式不断优化改革已经过时的方案。
被彼得·德鲁克极为推崇的大思想家罗素·艾可夫早在上一世纪末就指出以古登堡印刷机的普及而启动的启蒙运动与科学革命和后来以工业革命为代表的机器时代已经结束，人类即将进入的是一轮同样以信息的解放而打开的一个新时代，我们可以称其为系统化的时代，或信息化的时代，当然最终可能会迈入智能化的时代。
同样的，命名这个时代是什么为时尚早，关键要理解这是又一轮因信息的解放而开启的时代。与六百年前古登堡印刷机的作用相似，只不过这次是由数字化技术造就的又一轮信息能力的飞跃。现在刚刚打开一道门缝，先不要急于宣告这是什么时代，但大概率下称之为第四次工业革命似乎过于狭隘和短视。
对物联网而言，我们也要认识到它是这个时代的一个过程，不是前无古人，也不是后无来者。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不必好高骛远，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应该让物联网“有用”，成为时代技术进步的承载物，承前启后，不断激发下一个成长出来而现在还无法预见的技术和应用。
我认为现在的物联网有一个潜在的隐忧，就是我们常常会混淆“有技术”与“用技术”，“有”和“用”是两个概念，但“有”不等同就能“用得起来”。例如，我们的智能手机都有非常丰富的功能和强大的算力，但是我们真正用到了多少呢？再比如，去年登上火星的火星车毅力号内置的PowerPC 750处理器与1998年G3 iMac使用的芯片的结构是同款的。NASA用不起一个最新的芯片吗？显然不可能。主要是因为这颗芯片稳定可靠，而且可以抗宇宙射线。所以，登上火星到底是依靠最先进的技术，还是需要把技术用足了？
回顾马克·维瑟（Mark Weiser）所讲的“伟大的技术都是看不见的技术”，我将其翻译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即我们用水和空气赋能人类生命力，物联网其实也是一样，我们要努力做通讯、传感、计算、存储、展现、应用，但我们要赋能的是看不见的、最基本的衣食住行。
物联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过程，但它的终极使命比字面意义广阔得多。我的个人解读是：它是一个机器的“世界操作系统”，与人体的“操作系统”相配合，由机器助力人类的“感知、通信、存储、计算、行动、反馈”，为全人类福祉做贡献，循环往复，永不言倦。
同时，我也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百年不遇的关键节点，面向技术赋能社会的数字化时代，我们可以共同为时代的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也特别幸运能够见证这个伟大的时代。
彭昭：感谢您为我们梳理了从十年前到现在以及未来十年的物联网发展历程，我也非常期待在十年之后，我们已经走出技术的术语轰炸的怪圈，而是进入用新技术赋能衣食住行的新状态。
感谢韦总的精彩分享！
原文标题《对话微软中国CTO韦青：AIoT的基础是赛博空间的“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