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通用信息技术正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深刻影响着价值创造的方式。当前，全球各个行业和企业都正在经历数字化转型，通过利用数字资产，开发新的应用程序，扩展新功能，开拓新思路，以更快、更高效、更可靠的方式探索新的创新领域。
2021年12月12日，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首次在五年规划中为数字经济单独列了一篇，并特别指出到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要达到10%。可以说，数字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形态，以及未来经济发展主要动力，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过去，数字经济往往被视为一个宏大的概念性词汇，而缺乏与实体经济直接的对应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把握数字经济的进化方向，促进数字经济向实体化发展，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价值共生，成为数字经济突破的关键。
数字经济向实体化进化
事实上，从计算机、智能手机以及网络技术的普及开始，数字经济就已经存在。过去数十年，平台经济作为数字经济的主导模式，通过优化供需匹配打开了经济增长的新路径。平台经济快速发展，使得以平台经济为主导的数字经济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资本也纷纷涌入各大平台机构。
然而，在平台经济推动技术和产业变革朝着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加速演进的同时，其另一面，诸如霸王条款、“二选一”、大数据杀熟、价格歧视等竞争乱象也愈演愈烈。如果任其野蛮生长，不仅危害消费者权益，还会抑制企业创新，推高市场成本，甚至有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平台经济的规范和发展问题又因此受到公众的空前关注。
于是，一段时间以来，有关部门陆续出台监管举措，从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完善公平竞争制度，改革市场监管体制，推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特别是针对一些平台企业存在野蛮生长、不正当竞争行为等突出问题，依法进行查处，以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推动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稳步向好。这从2021年数字经济版块的股价表现就可见一斑。
2021年，数字经济版块的股价表现开始与收入增速脱钩，符合进化方向与监管态势的行业才能赢得资本市场的认可。比如，电商版块的营收增速相较2020年显著提升，但收益率表现则处于末尾，即使在屡创新高的美股前三季度收益率也仅为1.5%，相较之下，2020年收益率则高达78.6%。
以平台经济为主的数字经济遭遇强监管的背后原因并不难理解，虽然以平台经济为主的数字经济通过优化供需匹配打开了经济增长的新路径，但如果仅仅是连接既有供需，而不挖掘新需求与改良供应链，那么随着供需匹配基本实现，平台经济难以创造出新的增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步减弱。
当前，消费者平台红利正在逐渐减退，若要发挥数字经济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支撑作用，最根本的还是要推动供需曲线向右移动。简单来说，数字经济想要实现下一阶段发展，重在创造新的需求，并加强供应链的管理能力。
毕竟，从本质上来看，数字经济只是一种市场工具，发展数字经济是手段，根本目的则是要通过数字经济的链接效应和数字化赋能，激活整个产业，最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只有实体产业才是真正具有强大造血功能的产业，并对经济的持续繁荣和社会稳定举足轻重。归根结底，只有真正让实体经济发展起来，产业生态各方才可能共享发展成果。
因此，向第一、二产业渗透是数字经济进化的必然趋势。对于此，2021年6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了《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分类》的出现标志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应关系得以确认。
《分类》中详细界定了数字经济分为五大类，包括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要素驱动业和数字化效率提升业。前四类是数字产业化部分，也是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而第五类则隶属于产业数字化，重点体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实体经济数字化有待提升
当前，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已经取得一定成就，包括已经初步形成了需要借助于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进行赋能再造的共识和意识。在实体经济领域，我国已经意识到了数字化赋能，借助于信息化、大数据赋能之后能大幅提升效率。比如在管方面，生产制造方面，以及借助于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所实现的无人化工厂，从零部件搬运到生产组装到质量检测等全过程的数字化。
并且，截至2020年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占GDP比重已达31.2%，占数字经济比重达到80.9%，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劲驱动力，但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我们的实体经济数字化进展还处于发展的前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各领域融合的深度与广度还有待提升。
对于实体经济来说，企业对产品与模式的黏性高，试错成本高昂，需求难以快速迭代。尽管数字转型有助于企业提效降费，但考虑一般场景下，改革传统的企业架构具有高额的隐性成本，且改革成本与企业的成熟稳定性成正比，使得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推进并不太顺利。
一方面，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是涉及到组织架构、业务流程、经营管理等各方面的系统工程，大部分企业会面临如何平衡资金投入与收益、选择技术平台、变革商业模式等现实问题，而出现“不敢转、不会转、不能转”的难题。
事实上，我们诸多的企业还处于低附加值的来料加工环节，或者是处于相对低端的制造环节，产品没有核心定价权，也没有核心技术优势，因此所创造的利润非常微薄，这些微薄的利润也难以支持数字化改造的投入。要知道，虽然数字化转型能够获得长期的高价值回报，但数字化改造在短期来看则需要比较大的成本投入，而很多的企业就受困于这样短期的资本开支。
另一方面，由于企业对融合发展与数字化转型存在认知偏差，很多企业只是在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简单应用数字技术，对数据的挖掘和利用远远跟不上数据爆发式增长的态势，忽视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价值，缺乏对数字化渗透生产工艺的底层逻辑的了解，而不能满足企业实际的运营需求。
此外，核心技术实力的提升是推动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关键支撑力量。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程度的加深，我国在人工智能、云计算、量子通信、大数据等技术领域的应用不断加快，技术水平持续突破和提升，但一些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应用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不论是从数字化的软件应用，或是智能制造机器人环节的使用，与国际上的企业相比较，我们在经验、品质、精密、便捷等层面都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我们在数字化产业链国产化中，目前的优势是价格低廉，但品质在一定程度上难以满足高品质的要求。
比如，在数字技术赋能工业转型方面，“5G+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尚处于发展初期，在工业研发设计、制造操作系统、仿真测试等软件层面的核心技术水平与美国、德国等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对工业上云、工业大数据等领域的应用与自主创新还有待加强。
并且，对于芯片、传感器、控制器等核心元件的储备与利用还未摆脱外部依赖，这些都导致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乘数效应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数字经济进化之路
2021年12月12日，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出到2025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要达到10%。
虽然指标要求看上去并不高，因为数字经济两部分中，产业数字化是主要的部分，数字产业化是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中比重比较小的部分，但相较于“十三五”的要求，则有了明显的提升——同“十三五”初期相比，数字经济比重只提高了0.5个百分点。
让经济走上高度数字化的道路并不简单，面对数字经济向实体化进化的趋势，需要全面考量国内数字经济发展的优势和不足，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充分融合与均衡发展。一方面，是从根本上提升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意识，加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精准扶持力度。
企业作为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参与主体，要充分调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积极主动性，使其从根本上认识到数字化转型的价值与优势，自发进行数字技术的创新与应用。此外，地方政府应积极利用大数据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定位、困难与需求，建立包容普惠的金融扶持机制，及时为企业提供精准化的服务与支持。
如前所述，然数字化转型能够获得长期的高价值回报，但数字化改造在短期来看则需要比较大的成本投入，在这个层面，国家或许可以考虑出台相应专业的扶持政策。比如对于短期又资本开支困难又有动力投入进行数字化改造的企业，给予专项的数字化改造无担保的无息信用贷款，并允许以5-10年的周期从利润中扣除。当然这个工作也面临着难度，就是如何对这些贷款与项目进行有效的专项监管，以保障这些资金能有效、真实的投入到企业的数字化改造中。
另一方面，要加快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未来产业发展与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科技水平的提升是重中之重。为此，一是要求政府、企业加大对数字领域的基础技术、共性技术以及智能关键系统与软件的研发投入，大力给予企业致力于研发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前沿技术的资金支持和政策支持，吸引更多的企业自主增加对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的投入。
二是集中行业领军企业与著名科研院所的力量，持续深入探究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在实体经济各领域场景应用的底层逻辑，加快实现计算机仿真技术、芯片、人工智能基本算法等底层技术以及传感器、基础软件、核心元器件等领域的自主可控，并与政府部门共同推进研发成果的转化与应用，摆脱技术层面受制于人的局面。
三是不断深化数字技术在传统产业研发创新、生产加工、仓储物流、营销服务等环节的渗透和应用，探索数字技术与不同细分行业的内在差异化融合路径，利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升级，发挥辐射与带动效应，助力更多的上下游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
在扼制了互联网平台的无序扩展之后，实体产业将会迎来真正自主数字化创新发展的机会，而不是在互联网平台的垄断下被迫接受定制方案。不可避免地，数字经济整体的进化和升级伴随着微观个体的阵痛，但数字经济的发展重心终将聚焦于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进化，并且将会迎来长期健康的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