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意义的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所谓的“乘数效应”,既能带来几倍于投资额的社会总需求和国民收入。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础设施是否完善,是其经济是否可以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基础设施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必备条件,建设发展合理可以为发展积蓄能量、增添后劲;建设滞后或者盲目建设则可能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
伴随着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工业物联网等“新基建”的发展,所有与供需、生产状况相关的信息都能够被聚集起来,产业链条里“整体的供需关系”也都能被描绘出来,包括谁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应该去到哪里。作为结果,“新基建”可以像一个调度系统一样,指导供需、生产、运输等各个环节。另外,“新基建”可以带动关键技术的发展。
当我们系统地研究“新基建”与传统基建的关系时不难发现,二者之间有很明显的差别。基础设施建设是指在基础设施方面进行的完善、改造等工程。传统意义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指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一般包括交通、邮电、能源、服务产业、园林绿化、环境保护、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设施和服务设施等,是保证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公共服务系统。
新基建作为社会的准公共产品,既需要新技术的推动作用,也依靠社会经济需求场景的广泛参与以拉动新基建的潜在价值。从需求角度看,新型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繁荣的强大基石,新基建为数字经济下的虚拟连接奠定接入、算力、算法的软硬件支撑,保障数字经济爆发式的网络效应。
大力发展智慧经济,首先要加快以人工智能、5G、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新基建”既是先进的智能科技,又是赋能智慧经济的基础设施。一头连着巨大的投资需求,一头牵着不断升级的企业市场。
数字经济将引发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化。未来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将主要集中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和应用等方面,数字工具很可能像蒸汽机、电力、计算机和互联网一样,对未来人类社会产生根本性、革命性的影响。
数字经济可以促进新基建“建用结合”,激发新基建内在价值。数字经济拥有一个体系化的、有层次的经济组织模式,从数字化的基建设施、商业平台到应用场景,各个层级密切相连,丰富了新型基础设施的应用场景,促进更好地应用新型基础设施。
加速布局新基建,要有序推进我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运营机制。加强技术攻关和标准制定,布局不同类型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规划;拓展应用场景深度,更好地发挥新基建的社会经济价值。加快数据安全保障体系建设。以法律形式保护数据安全,加强对涉及个人隐私的数据安全风险防范,构建能够满足个人数据信息保护需要的制度体系。
在加快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中,不仅要关注前沿技术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也要加强关键制造业领域的投资,以智能制造为重要抓手,解决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精密制造、精细化工等领域的“卡脖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