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成为全世界共识。德国作为老牌工业制造国，然而在2018年的报告指出，尽管有86%的德企认为数字化能带来机遇，但付出实际行动的企业不到20%。多数德国企业在处于观望状态。
2020年，新冠疫情的冲击下，非医疗物资相关的工厂订单下滑严重，加上前两年的经济低迷影响。打造数字化工厂，提升自动化水平，成了商家们的迫切希望。事实上，工厂数字化转型，不只是技术层面的事情，还包括企业文化、执行力、风险管控等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工厂对转型过程中的风险控制。
数字化转型风险由谁管控问题
通过走访发现，许多工厂负责人对于数字化的转型的态度，一是认可数字化带来的红利，二是采取观望态度。其实，多数工厂负责人，缺乏对数字化的了解。据调查报告显示，多数企业未能深刻理解制造数字化的概念，尤其是对数字化转型存在的风险，未能得到明确的定义，只是将数字化视为附加在信息安全、网络、数据隐私中固有的风险驱动因素。
部分工厂将数字化风险作为战略执行风险，对更加精细运营风险没有明确的定义。另外缺乏对数字化风险更多关注的原因，在于数字化专业人员不足，如职能部门人员依赖“第六感”，而非结构化治理方法来管控风险。并且，风险的管控没有明确界定，董事会、IT、战略营销部门都有可能成为风险管控首席官。根据国外的调查，33%的工厂由CIO负责数字化风险管控，12%工厂并未对风险责任进行明确界定。
数字化新兴风险来源哪里？
多数工厂认为，业务与技术的融合，对传统风险管理的影响日益增加。现有风险框架基于当今技术应用水平确定主要风险类别而建立。事实上，仅从一个角度，可能不足以评估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然而，数字化转型的确进一步加大了这些已知风险的复杂性，数字化资产的不断增加及第三方集成增加了其他网络切入点，带来了隐私和道德方面的问题，缺乏管控法规的情况下，工厂的数字化转型很有可能被“灭顶”。
数字化渠道对不同客户群存在欺诈风险，以工厂与客户沟通渠道为例，数字化转型后，原本的沟通渠道会被代替。这个过渡期间，也是诈骗人员下手的时机；工具类风险，工厂数字化转型，必有许多软硬件工具支持。使用第三方提供的工具，在法律法规未完善之际，用于代码部署的自动化控制平台的数据存在被出卖的风险；变革延迟风险，厂商负责人希望数字化技术应用到生产环节，但往往某些内部限制因素而无法得以实施，数字化转型时间滞后，造成转型成本的增加；企业文化和体系架构风险，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架构不断演变，而工厂自动化程度、报告体系以及管理架构未能匹配，将很大程度影响工厂的交付能力。
缺乏人才是最大的风险
尽管数字化转型围绕着技术，但人才的影响也一直被讨论。工厂能否利用人才资源，决定数字化转型成败与否。人是企业工作的核心，让合适的人担当角色至关重要，而能否控制管理风险的人才更加重要。
在日益错综复杂的环境下，重新审视技术风险管理人员刻不容缓。技术不断进步、变革步伐加快的挑战，均导致管理技术风险日趋复杂。为此，领导层务必清楚团队能力，能否胜任数字化工厂风险管理。
调查显示，在招聘技术风险岗位，最重要的要求是技术与业务经验，并且在此基础上的特定技术经验和敏捷思维解决问题能力愈发重要。因为传统的风险管理人员技能，需要扩展到更加重视技术和商业能力方面。作为数字化转型的工厂，一是需要明确需求，有助于正确渠道找到人才；二是设置灵活岗位，对员工必须具备的风险管理经验进行限定。
